2015年，世衛(wèi)組織發(fā)布了《2014年精神衛(wèi)生地圖集》，報告顯示，全球每10個人中就有1人存在精神障礙，總數高達7億。

該報告還稱，預計到2030年，抑郁癥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健康問題之一。在美國，每10個成年人就有一個患有抑郁癥。而中國的抑郁癥患者也已達9000萬人，這個數字依然在增加，并呈現低齡化的趨勢。

與抑郁相比，焦慮的殺傷力雖弱，但卻是一種更廣泛存在的精神問題。

社交焦慮、分離焦慮、教育焦慮、中產焦慮之類的詞匯充斥整個互聯網，焦慮已經成了社會流行病，無處不在。

為什么抑郁與焦慮會成為一種時代病？困擾著我們，哈佛大學醫(yī)學教授李.戈德曼博士的這本《反本能生存學》也許能給你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謀殺是進化優(yōu)勢，而抑郁與焦慮是防御本能

1991年，冰人奧茲的尸體在阿爾卑斯山脈融化的冰川中被發(fā)現，這個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的人類，尸體保存非常完好。

起初，科學家們認為奧茲是在打獵時意外死亡的，但經過X光檢查，他們在奧茲的肩膀上發(fā)現了許多未愈合的傷口，并且在他的箭和匕首上，至少沾有4個人的血跡。

由此，他們推斷，奧茲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謀殺。

最開始，考古學家們認為奧茲只是特例，他們認為我們的祖先都是愛好和平的覓食者、獵人、農民，但很快就被打臉了。

多個考古遺址的遺骨表明，約有15%的史前采獵者死于暴力沖突，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的采獵者群集中，暴力死亡的平均概率與舊石器時代的祖先一樣高。比如，在巴拉圭的亞契人中，約60的兒童%和40%的成年人因暴力而死。

種種證據顯示，我們的祖先并不是什么溫柔的野蠻人，而是生活在一個暴力血腥的環(huán)境中。

為什么在原始社會，謀殺會如此頻繁呢？

心理學家戴維.巴斯和喬舒亞.鄧特雷認為，謀殺是一種幫助早期人類生存的進化優(yōu)勢。從歷史上看，殺手幾乎都是男性，暴力沖突的主因是爭奪食物、水和女人，以及她們的生殖潛力。也就是說，謀殺可以傳遞基因，提高社會地位。

我們之所以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沒有打斗過，而是因為他們不僅打斗過，而且還贏了。

換句話說，我們是殺手的后代，而不是受害者的后代。

謀殺是一種生存優(yōu)勢，任何能大大降低被殺風險的能力也是一種生存優(yōu)勢，這兩種本能相互競爭，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這種降低被殺害風險的能力就是：恐懼、抑郁、焦慮等情緒。

在原始社會，恐懼、抑郁、焦慮是一種防御本能，是對危險的預警系統(tǒng)，它能幫助我們的祖先增加活命的幾率，從而延續(xù)基因。

一個有趣的發(fā)現可以佐證這個觀點，今天，女性患抑郁癥的概率是男性的至少2倍，女性自稱焦慮的概率也要比男性高出50%。

科學家們推測：在原始社會，女性在體能上處于弱勢的一方，她們更為需要抑郁與焦慮的情緒進行自衛(wèi)。

可以說，在競爭激烈的原始社會，抑郁與焦慮等情緒是一把雙刃劍，我們的祖先太冒險或太猶豫都無法生存下去，他們要么通過暴力贏得戰(zhàn)斗，要么通過焦慮和抑郁逃離戰(zhàn)場或者屈服于勝利者，從而免于被殺。

否則，今天出現在地球上的，就是其他人種的后代了。

謀殺減少，防御本能最終傷害了自身

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建立了法律制度，有了道德規(guī)范，我們可以通過談判與和解找到非暴力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需要互相殺害也能在城市中生活，因而暴力致死的人數一直在下降。

如今，全球平均犯罪殺人率自1967年來下降了近50%，西歐的謀殺率不足史前社會的1%，而在美國，謀殺與戰(zhàn)爭的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1%.

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們的焦慮、抑郁、恐懼的情緒，如今卻起了反作用，它影響著人類的健康，甚至危害著我們的生命。

今天的美國，每年都有100萬人企圖自殺，4萬人成功自殺，因自殺導致的死亡人數是謀殺與戰(zhàn)爭的兩倍多。中國每年大約有28萬人自殺，其中大部分人被診斷為抑郁癥。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變化呢？舉個例子：

2012年，美國前陸軍上士杰森.彭伯頓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妻子，隨后自殺，彭伯頓曾在伊拉克戰(zhàn)場服役，獲得過三枚榮譽勛章。

人們非常詫異，一個在戰(zhàn)爭上靠殺害敵手幸存下來的士兵為什么會結束自己的生命呢？

其實許多經歷過戰(zhàn)爭的士兵都患有一種叫“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精神疾病，它一度被稱為“戰(zhàn)爭神經癥”，因為它多發(fā)于軍人群體中。

患者會在腦海中反復經歷創(chuàng)傷性的事件，回憶那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場景，記憶中的恐懼最終產生焦慮與抑郁，導致了行為舉止的改變。

曾經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服役的美國老兵中，患病比例高達10%，在那些受過傷或目睹別人被殺的士兵中，這個比例更高，而美國現役軍人的自殺率更是比平民高了50%。

所以，讓我們把時間軸拉長，以此類推，我們的祖先就跟美國士兵一樣，他們經歷過暴力與殺戮，依靠抑郁與焦慮等防御能力成功避免了被殺，并將這些具有保護特性的基因傳給了我們。

然而那些在舊石器時代保護他們的恐懼、焦慮，在當今社會明顯過了頭，現代工業(yè)社會不再以殺戮為中心，雖然我們依然會爭奪愛情、金錢、資源和地位，但這已經很少涉及你死我活的搏斗。

不過在更為文明的現代競爭中，我們依然會面臨失敗，遭遇挫折，我們可能因此悲傷、焦慮、抑郁，甚至是自殺，走向自我毀滅。

基因能否扭轉乾坤？

在《反本能生存學》這本書中，作者認為，我們的智人祖先之所以可以戰(zhàn)勝其他人種，除了強大的智力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人類物種的特殊性與適應能力。

通俗點說，我們的基因會產生突變，當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時，基因會進行自由選擇，保留有利突變，進化出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

比如，在太陽暴曬時間長、強度高的地方，人們擁有深色皮膚，而在接觸陽光中的紫外線頻率不高的地方，人們擁有淺色皮膚。

你可能會說，顏色越深，不就越吸熱，反而不利于熱帶生存嗎？

這是因為紫外線通過皮膚被人體吸收，將葉酸從活性形式轉為非活性形式，從而導致功能性葉酸缺乏癥，而深色皮膚能保護你體內的葉酸活性，幫助你和你的后代活下去。這就是基因自然選擇的一種結果。

20萬年來，智人廣泛繁衍，并最終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就是因為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基因變異的速度與環(huán)境改變的速度相一致。

在過去，無論是基因的變異還是環(huán)境的改變，都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然而到了工業(yè)社會，世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電力、汽車、互聯網、移動互聯網迅速改變著我們的環(huán)境，這些變化都變生在短短百年的時間里，與智人20萬年的歷史相比，幾乎就是眨眼之間。

這樣問題就來了，基因突變的速度沒有明顯變化，與環(huán)境改變的速度相比，它已經落后了，當兩者速度不一致時，過去那些幫助人類存活下來的基因，現在反而幫了倒忙。

比如我們開頭所說的，曾經幫助我們避免被殺的抑郁與焦慮，今天成為人類嚴重的健康問題；比如早期人類為了避免饑餓，需要在任何時候填飽肚子，我們吃得遠比身體需要的多，這就導致了今天肥胖的蔓延；再比如我們的祖先總是面臨致命的脫水危險，因此我們有著對水和鹽渴求與保存它們的沖動，然而今天我們攝入的鹽遠遠過量了，這導致了高血壓、中風、心等疾病的流行。

那么我們能否寄希望于基因的突變來改善抑郁與焦慮的蔓延呢？基因的突變至少要經歷10代人才會發(fā)生，而且還要經歷緩慢的自然選擇，才能將有利突變普及。

而今天是一個十倍速時代，我們生存的環(huán)境正在以倍速發(fā)生改變，寄希望于基因突變趕上環(huán)境變化的速度，恐怕不太現實。

我們能戰(zhàn)勝抑郁與焦慮嗎？

基因無力扭轉乾坤，要改善抑郁與焦慮，只能通過人為的力量，李.戈德曼教授提到了兩種專業(yè)治療措施。

1、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的實施可以通過讓我們教導自己學會自我激勵、分心技術、放松方法、冥想，或是減少消極思想、增加正面反饋，以及設定目標等方法改變不良的認知。

這一治療被廣泛應用于焦慮癥與抑郁癥，對抑郁癥患者，它能讓30%的人受益，在預防復發(fā)方面，能讓50%的人受益，對于焦慮癥的人來說，它能有效減輕社交恐懼癥與廣泛焦慮等等。

2、藥物治療

我們常常將精神障礙歸咎于患者自己的責任，認為他們矯情、敏感、脆弱，但人們逐漸意識到，多數精神疾病是大腦生化失衡的一種表現，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對抑郁癥與焦慮癥有著很好的效果，甚至比認知療法更為有效，大約三分之一的抑郁癥患者通常在沒有服用藥物的情況下可以好轉，而選擇服用藥物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二。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天許多人依舊沒有意識到抑郁與重度焦慮是一種疾病。在中國9000萬的抑郁癥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過專業(yè)治療，包括認知治療與藥物治療，更多的情況下，我們恥于就醫(yī)，這導致了更加糟糕的后果。

另外，除了專業(yè)治療外，對于廣泛焦慮情緒而言，一個更為可行的方法是，從生活習慣上，回歸祖先的方式。

比如運動，在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因為需要采獵，會有大量的運動，而今天物資豐富，我們不用再外出覓食，而交通便利，也使人類的運動量降低。保持一定的運動量，是緩解焦慮與抑郁的有效方式。

減少對科技的依賴，放棄一部分便利，比如自己做頓飯代替外賣，用自行車代替汽車、地鐵，感受體驗的樂趣，也能從一定程度減輕焦慮感。

李.戈德曼教授說：“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是要使用我們的大腦來幫助我們重回軌道，正是由于它迅速改變了我們的環(huán)境，才造成了這些問題。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與在20萬年的時間里人類成功克服的困難相比，我們的勝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