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有個情緒的出口，有個公共場合釋放自己的攻擊性……我愿意成為我女兒攻擊和推倒的目標。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一位抑郁癥孩子的母親

13歲的譚談沒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還能輕快地落在黑白琴鍵上。

她走到旅社吧臺前的電子琴旁，彈出一段旋律，又放聲吟唱歌劇……

嘈雜的人聲頓時靜默，所有目光都被這位染著金色短發(fā)的少女吸引。

過去休學半年間，讓家中鋼琴再無聲響，這是譚談對母親最直接的反叛。

因為彈鋼琴，是她童年時由名校博士畢業(yè)的母親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聲樂聲相伴的美好場景背后，其實在場老少有著共同的焦灼。

媒體人張進推出“陪伴者計劃”，試圖從社會支持層面入手，探尋精神疾病療愈之路。

11月末，“陪伴者計劃”征集20個因中重度抑郁癥等精神疾病休學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參與。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共訓營第二天，上午的課堂黑壓壓坐滿了家長，卻很少見到孩子。

孩子在哪兒？

父母們平靜地解釋：“還在睡。”

晚起之所以被諒解，因為這屬于孩子們的病態(tài)表征，也是抗抑郁藥物的副作用。

下午，來聽講座的孩子漸漸多了，可他們聽了一會兒就走開了，就像中學課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搗蛋的孩子。

但事實恰恰相反，記者發(fā)現(xiàn)這些孩子有著驚人的相同點：

他們在病前大多是重點中學的優(yōu)等生，自我要求極高。

19歲的韓青在分享環(huán)節(jié)自稱是個“逃兵”——

來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學學生食堂吃飯。

距食堂門不到100米時，她扭頭逃走。

“我沒辦法走進去……”原本成績優(yōu)秀的她現(xiàn)已休學3年，卻始終放不下考個好大學的念頭。

因為這種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藥試圖自殺。

袁然然被父親喊起床后，百無聊賴地坐在青旅客廳最后一排沙發(fā)上，用寬大外套罩住雙手。

“暴食一個月，重了10公斤。”她語氣獵奇，仿佛在說一個與己無關(guān)的笑話。

這位明艷的女孩患有嚴重的進食障礙：因為失戀而暴食，又因為暴食后擔心發(fā)胖而產(chǎn)生抑郁和焦慮情緒。

晚餐時間，父親老袁，總是熱情動員女兒陪他去吃飯，一旦女兒拒絕，他就陷入焦慮，因為女兒午夜可能躲在無人角落暴食……

訓練營的大部分講座時間，16歲的浙江男孩陳浸都在沙發(fā)休息區(qū)，和父母若即若離。

陳浸人高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來最健談，似乎總在幫身邊的小伙伴答疑解惑。

他常常為一位因有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斷告訴她：“看，多好看！”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但我爸媽覺得我有很大問題。”陳浸聳聳肩，一派輕松模樣。

成績優(yōu)異的陳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學，因為“沒意思”，之后不僅情緒有異，身體也會疼痛。

短短幾個月，他學會抽煙喝酒，父母無力阻止，父親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時給他一支煙抽，母親只能在他需要時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變得渺小。

16歲的萬言遭遇過校園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學曾把她逼到廁所墻角后，伸出小刀對著她的脖子。

糟糕的情形持續(xù)到萬言念初二時，她再也無法走進學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為她只是青春期厭學情緒……”萬言的母親現(xiàn)在終于擺脫了最初的自責。

一位母親直至女兒休學，都以為是女兒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兒手上有拿小刀劃過的10道自殘傷疤。

“我試著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這母親說。

認知疾病，對于這群曾經(jīng)優(yōu)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長一樣困難重重：許多孩子在被確診前拒絕就醫(yī)，在確診后也拒絕服藥。

萬言休學后在貼吧上建了一個“我要當大神”的小號，她每日反復關(guān)注小號有沒有掉粉。

獲得關(guān)注，成了曾經(jīng)作為學霸的她現(xiàn)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幫助無法正常上學、社會適應較弱、自救意識不強的初高中學生，正確認識抑郁，改善親子關(guān)系……直至順利復學。”這是活動初期主辦方立下的目標。

可記者發(fā)現(xiàn)，少有父母將“復學”作為直接訴求。

“希望孩子來這里交幾個朋友，當個快樂的普通人……”

這樣的回答，在這群父母中幾乎成為標準答案。

敵意與愛意

親子共訓營的第二天晚間，家長們被活動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場”：工作人員為孩子們設計了專場座談。

孩子們圍坐在一起，被鼓勵挨個發(fā)言，主題圍繞“你期望爸爸媽媽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幫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們了，就像是我養(yǎng)的貓，它餓了我拿質(zhì)量不好的火腿腸喂它，

但不知道這會讓它喪命，我只是不想讓它餓……”

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聲。

她說起自己曾經(jīng)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患過腫瘤，病痛來襲時，她勉強支撐著到母親教書的教室門口求救。

但不知情的母親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這兒。”

陳浸回憶時帶著平靜的笑意，

“我媽媽頭腦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筆投資。

我上初中時，她反復比較了兩所中學的收益回報，然后，哈哈……”

“我和我媽媽關(guān)系一直不好。”

韓青低垂著頭，停頓了一會兒。她曾經(jīng)勸父親離開母親，

“我一直覺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絕了我這個想法……”

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韓青正在調(diào)整藥物，母親一直陪伴在側(cè)。

她對母親的負面情緒正在消退，因為她看到了強勢的母親逐漸變得柔軟。

“我想或許我自己很難一下子變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關(guān)系能夠變好。”

韓青說。

指導老師梁輝把這句話帶給了韓青的父母，那位強勢的母親落淚了，

“女兒病后，我常常對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義當逃兵，

其實是我不敢面對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時，敵意和愛意，或許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我知道我應該恨我媽媽，但恨不起來。我變成現(xiàn)在的樣子，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因為她。”

從小跟著母親在美國長大的譚談，回國后就讀于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成績保持在年級前20名。

她擅長鋼琴、歌劇，有上千本的圖書閱讀量，在同學們眼里是“完美人設”。

她卻說，因為母親，她沒有童年。

“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躊躇滿志卻有很多遺憾，我就是她消除遺憾的工具。

而且在我病后，我媽媽無堅不摧的權(quán)威形象被她自己親手毀掉了。”

母親變得無所適從，這是譚談更加恐懼的。

共訓營里一位人高馬大的男孩在發(fā)病時特別愛去超市的兒童玩具柜臺——這是他唯一的快樂記憶，源自幼兒園時期。

自從父親接管教育大權(quán)后，嘴邊只有一句：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

男孩在中考前一個月向母親求救：

“如果爸爸再看著我做數(shù)學題，我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

一名因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盤旋在腦中的是童年時母親對她“是個胖姑娘”的日常調(diào)侃。

一名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女孩依舊清晰記得，3歲時因為惹怒母親被反鎖在陽臺，直到她假裝昏厥才被放出；

童年時父親常在公共場所把她打倒在地，圍觀的人里三層外三層……

“我永遠無法原諒他們，這就是我想對父母說的。”

女孩說完低垂著頭。

志愿者遞來紙巾，她拒絕了，堅持說自己沒有眼淚。

記者原本以為，這次“控訴大會”會以冷場告終。

“報名表上，我看到父母為孩子寫下性格內(nèi)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實卻相反。”指導老師梁輝亦有同感。

在大多數(shù)家長看來，梁輝“說話很直，有時讓人消化不了”。

而在身為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梁輝看來：善待學生，敲打鞭策家長，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贖”方法。

梁輝的話讓家長們沉默了：你們所感受到我刻意釋放的攻擊性，或許僅是你孩子曾經(jīng)承受的你的攻擊性的1/10。

糾正的道路

課程進展不錯，幾位家長倡議孩子們建一個沒有家長參與的交流群。

但之后的補充倡議壞了事：有家長建議邀請一兩位在場老師參與其中。

“他們還是不相信我們，這不就是監(jiān)視嗎？”一位女孩生氣地說。

“接納”和“改變”已經(jīng)成為這些家長的高頻詞匯，畢竟家庭環(huán)境“出錯了”，孩子病了。

然而，糾正的道路，并非盡能如愿。

共訓營進行了一半，一位母親依舊無法把女兒請出房間——孩子們都相約去逛街了，女兒還在房里昏睡。

像往常一樣，她遛彎、跑步、深呼吸調(diào)節(jié)情緒，再度請孩子起床，女兒的拒絕將她又打回谷底。

學國學、健身……她幾乎遍嘗，依舊陷入死循環(huán)——她和顏悅色，女兒憤怒反抗，她強行調(diào)節(jié)焦慮……

這位母親找志愿者鄒峰聊天，陪伴經(jīng)驗豐富的鄒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觀點：你的和顏悅色，其實并不是放下，而是焦慮。

鄒峰找了這位母親的孩子聊天，發(fā)現(xiàn)孩子表達活躍，卻在母親介入聊天時，迅速萎蔫，一言不發(fā)。

鄒峰給出的建議是：在孩子的成長上，母親需要進一步撤退。

當晚，這位母親主動告訴女兒：從今天開始你服藥，我不再遞給你。

女兒欣然接受，并在當晚弄清了藥物資料。

服藥自主權(quán)下放后，她發(fā)現(xiàn)女兒變了。女兒不慎崴了腳，卻還是要和小伙伴參加次日的集體活動。

盡管第二天女兒沒有兌現(xiàn)承諾，這位母親依然覺得：這是好的開頭。

放手與否的矛盾，幾乎如影隨形。

在餐廳里，韓青主動提出想要負責點菜，母親愉快地一口答應。但韓青說出的好幾個菜名，都被母親否決了。

用餐時，韓青的母親主導著各個餐盤的擺布，還勉力往韓青碗中送去她覺得有營養(yǎng)的菜，可韓青被其中一塊辣椒嗆到咳嗽，母親變得慌亂……

陳浸的母親方捷也自稱不焦慮了，因為“孩子已經(jīng)好轉(zhuǎn)”。

陳浸情況最糟時，曾在一次母子爭吵后，大聲喊出：“我要殺了你！”

一家人在無可奈何之際鋌而走險：順應陳浸心愿，讓他搬出去獨自居住。

父親在獲得他允許的前提下去照顧起居，母親偶爾探望，夫妻倆從不在那里過夜。

陳浸外出獨自居住的4個月里，方捷報名學習心理學課程。終于有一天，陳浸開口說想搬回家里住。

方捷記得一個兒子歸家后的畫面——母子倆平靜地并排坐著喝酒，兒子突然說：“媽媽，不知道為什么，我極度缺乏安全感。”

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碼她重新成為了兒子情緒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內(nèi)心或許沒有自己所想的那樣無懈可擊。

共訓營最后一天下午，陳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電話。

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懶懶地說：在吃飯，希望一個人安靜。

方捷說：早點回來。

電話掛斷后，方捷詢問下得知，昨晚交流會，陳浸或許是因為某個孩子的發(fā)言引起共鳴而情緒波動，上半身不住戰(zhàn)栗……

聽罷，方捷和愛人決定去找孩子，確認孩子無恙后，悄悄折回。

為人父母的尺度，對于這20個家庭而言，是需要精準拿捏的話題。答案，或許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萬言的母親問她需要什么幫助，萬言總說：希望你做自己。

什么是“自己”？

萬言給出的答案是：

不要再做那個高高在上的家長權(quán)威，也不要再做那個因為孩子病了就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做一個最真實的成年人。

推倒后重建

今年，韓青獨自去成都參與“復學計劃”。

復學，難以堅持，調(diào)整再復學……她勇敢地在這個困頓的循環(huán)中不斷嘗試恢復社會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輕描淡寫，舉重若輕。

就像一位主講人秋月在講座上所說的，“這個戰(zhàn)場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沒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而轉(zhuǎn)頭看看家長們的推斷——“孩子認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識不足。”這是父母們提及最多的。

真實情況恰是反面。

記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講人提了一個專業(yè)問題：青少年單相抑郁癥轉(zhuǎn)化為雙相情感障礙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

顯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來。

記者與陳浸溝通時得知，得病后的幾個月，他偷偷閱讀《變態(tài)心理學》、《犯罪心理學》。

他想知道對人友好的他對待生活的惡意究竟從何而來。

韓青和萬言也在嘗試著尋求認知行為療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種意義上，家庭所給予的最好幫助，或許僅僅是“陪伴者”的本來含義。

袁然然又“失蹤”了，回青旅時帶著好幾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釋：這件是給老媽的，那件是給外婆的……

老袁看著女兒，這次沒有責備——雖然這又是一次女兒釋放壓力的瘋狂購物，但這是她很難得的一次為家人采購衣物。

距共訓營結(jié)束還有1天時，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這次她沒有不辭而別。她告訴了老袁，希望父親和她一起回家。

老袁尊重了女兒的想法。臨走前，老袁摸著女兒的頭，玩笑似地說：

“早知道女兒會因為失戀發(fā)展出心理問題，就應該教教她怎么談戀愛，而不是一直補文化課。”

20個家庭之中，另一對父女組合是譚談父女。

有人問起她母親為什么沒有同來，她的答案都是：媽媽工作太忙，她也很難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被改變。

實際上，就在共訓營結(jié)束前那晚，從未在群里發(fā)言的譚談母親寫下一段長長的話：

“我很高興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有個情緒的出口，有個公共場合釋放自己的攻擊性……

我愿意成為我女兒攻擊和推倒的目標。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這位未曾露面的母親道出了缺席的真實原因，她覺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發(fā)離孩子遠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會怎樣？

萬言的媽媽在女兒病后開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鄭伊健。

她帶著女兒一邊四處求醫(yī)，一邊在各個城市機場體驗粉絲接機；女兒也常常幫母親所在的粉絲團發(fā)布推文。

母女倆把看病過程視作“游歷”。

課程最后一天，陳浸破天荒早起。他見到記者，歡喜地伸出手，想要擊掌。

課程結(jié)束后，陳浸對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

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順利歸家。

母親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時其實已經(jīng)沒票了，我們在家坐立難安，但陳浸順利說服了火車站層層關(guān)卡的檢票人員，上車補票。

看來他比我們想象中強大很多！

3天后，陳浸又獨自出發(fā)去湖南聽張嘉佳的講座了。

孩子告訴母親，自己喜歡像他一樣的豐富人生。

那一刻，方捷堅信：

“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時間探尋生命的意義。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