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北岸的美國，從威廉·詹姆斯那個時代開始幾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止，對人類思維的研究存在一個巨大的斷層。美國心理學被行為科學主義、刺激—反應的聯(lián)系(S→R)、無意義音節(jié)和白鼠統(tǒng)治著。認知過程——耳朵在收到刺激到做出反應之間進行著什么——幾乎沒有提及。心智這個詞留給了哲學家們，令人尊敬的心理學家是不講這個詞的。

　　我在《管理行為》一書的腳注中指出了威廉·詹姆斯和愛德華·C·托爾曼是我關于美國心理學家的消息的主要來源。托爾曼遠非最有影響的行為科學家（除了那從歐洲移居來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以外）。在他的主要著作《動物和人的有目的行為》(Tolman1932)中，他把人類（和白鼠）作為尋求目的（因而是作決策的）的生物來處理，他（它）們的行為被環(huán)境所塑造。雖然托爾曼深受尊敬，但還是處在美國主流心理學的邊緣。

　　在歐洲，心理學家心存較少偏見，而且愿意使用詞匯組成的資料，對復雜行為更加注意。英國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記憶》(Bartlett1932)一書中考察了信息如何在“頭腦中”表現(xiàn)以及通過存貯和提取過程又是如何被修正的。德國的符茨堡學派以及奧托·塞爾茲和他的追隨者們，同樣關注復雜的思維過程以及思維所運用的信息在頭腦里的組織和存貯的方法。

　　格式塔心理學家馬克斯·沃特海默和卡爾·鄧克爾推進了這種觀點。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幾乎才剛知道這些。同樣地，一些美國的教學心理學家（我則通過哈羅德·格茨科夫）在戰(zhàn)前就很熟悉皮亞杰關于兒童思維發(fā)展的工作；但是美國實驗心理學家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除了托爾曼，戰(zhàn)前美國心理學中另一個背離行為科學主義的觀點：生理心理學的“標準”觀點，由埃德溫·G·博林在《意識的物理維度》一書的序言中加以闡明：

　　心理學中簡單的基本事實是一個因變量與一個自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恩斯特·馬赫提出了這一點，B·F·斯金納大約在寫這本書時接受了這個觀點。他創(chuàng)造了“虛空有機體”概念（這是我的措詞，不是他的），一個在刺激和反應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的系統(tǒng)，在刺激和反應之間沒有任何東西（沒有“概念的神經系統(tǒng)”——這是他的措辭，不是我的）：本書沒有遵循斯金納的概念……而是要論證這些相互關系是科學發(fā)現(xiàn)的初級階段，它們需要充實——因為探索的頭腦不喜歡有距離的、殘留著“不能解釋”的不連續(xù)的行動。因此我的書著手去評價1932年可以獲得的神經學方面的大量填充物——有多少事實可以立刻用來填補心理生理學的真空啊。（Boring1933,pp.vi-vii)

　　博林的最后一句話把他的心理生理學觀點（卡爾·拉什利也是一個代表）與行為科學主義和我們自己的處理途徑區(qū)分開來。他假定：(l)“虛空有機體”要被解釋機制所充實——這是除了像斯金納那樣徹頭徹尾的行為科學家以外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接受的一定假設；(2)解釋機制是應該神經病學的。

　　阿倫·克利夫和我并不與他一樣具有第二個假定——不是因為原則上反對還原論，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復雜行為只能不間斷而不是一步步被還原為神經過程。物理學、化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原則上承認最復雜的事件能還原為量子物理學定律，但它們分許多階段進行還原，在總體的生物學現(xiàn)象和基本粒子的亞微觀活動之間插入四或五層次的理論。與此相類似，在心理學中定位于復雜思維與神經原之間的符號層次的理論是很重要的。

　　幾乎所有不是行為科學家的美國心理學家都同意博林，而反對我們，這些人把心理學解釋認同為神經生理學。這種混淆，在戰(zhàn)后階段唐納德·赫布那本有影響的《行為的組織》書中繼續(xù)著，而且現(xiàn)在的一部分認知心理學家仍繼承著這種混淆，這部分人采納平行的連結網絡（“神經網絡”）來模擬人類心智。

　　既然認知的信息處理的種種理論代表著在行為（上層）和神經學（下層）之間的特定的解釋層次，它們與承認這種結構的理論共鳴最強烈。我們這項工作的先驅者——主要是格式塔學派的塞爾茲及其盟友，會不會樂于被標榜為“信息處理心理學家”？他們會不會同意我們運用他們那些（在我們看來是模糊的）概念呢？不管他們同意不同意，我們都得感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