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奧地利維也納的一處墓地，紀念在斯伯格倫德診所死于納粹之手的兒童。

作為自閉癥研究領域的先驅，奧地利的兒科醫(yī)生漢斯·阿斯伯格（HansAsperger）一直備受推崇。但近些年來，對二戰(zhàn)期間檔案的解密讓阿斯伯格的真正面目浮現出來。在一篇最近發(fā)表于MolecularAutism的期刊記載了其中的可怕細節(jié)：在二戰(zhàn)期間，阿斯伯格與納粹軍方合作密切，并直接導致了數十名兒童的死亡。

阿斯伯格是最早研究和提出自閉癥概念的科學家之一。在數十年的時間里，他一直致力于兒童自閉癥的研究，共發(fā)表了300多篇論文，還提出了自閉癥“疾病譜”的概念。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在阿斯伯格剛剛去世之后，他的研究再次受到世人的關注。1981年，“阿斯伯格綜合征”正式進入醫(yī)學詞典。當時，英國精神病學家洛娜·溫（LornaWing）發(fā)現了阿斯伯格1944年的論文，并推廣了他的研究成果。

阿斯伯格綜合征（Aspergersyndrome）屬于孤獨癥譜系障礙或廣泛性發(fā)育障礙，患者的社會交往存在障礙，具有局限的興趣和重復、刻板的活動方式。1992年，阿斯伯格綜合征被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ICD）收錄。兩年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DSM）也收錄了這種疾病。

除了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各種書籍和學術文章都把他塑造成一個從納粹的魔爪下拯救了很多自閉癥兒童的仁慈形象。阿斯伯格聲稱自己是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抵抗者，并在二戰(zhàn)期間保護患者不受納粹傷害。

塵封半世紀的真相

但在2005年，情況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醫(yī)學歷史學家邁克爾·胡本斯托夫（MichaelHubenstorf）首次揭露，阿斯伯格與臭名昭著的納粹醫(yī)生弗朗茨·漢布格爾（FranzHamburger）關系密切。在2015年的《神經部落：自閉癥的遺產與神經多樣性的未來》（Neurotribes:TheLegacyofAutismandtheFutureofNeurodiversity）一書中，記者史蒂夫·希爾伯曼（SteveSilberman）也提到了阿斯伯格與漢布格爾之間的關系，但沒有發(fā)現他與納粹鼓吹的優(yōu)生學有聯(lián)系。

隨著對阿斯伯格二戰(zhàn)期間行為的研究陸續(xù)展開，一個惡魔的形象逐漸浮現在世人眼前。

漢斯·阿斯伯格

阿斯伯格就職的兒童診所被盟軍炸毀，數十年來，很多人都認為臨床記錄已經在轟炸中毀壞。2009年，這篇最新論文的作者，維也納醫(yī)科大學的醫(yī)學歷史學家赫維希·切赫（HerwigCzech）受邀在2010年紀念阿斯伯格逝世的研討會上發(fā)言。這激勵他開始深入挖掘維也納的政府檔案，了解兒科醫(yī)生的詳細情況。由此，他發(fā)現了保存完好的臨床記錄。

切赫發(fā)現，盡管阿斯伯格不是納粹黨員，一份納粹文件中仍然確認了阿斯伯格對納粹的忠誠。他還發(fā)現了阿斯伯格的筆錄，以及他的臨床醫(yī)學文件和筆記。

兩年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歷史學家伊迪絲·謝費爾（EdithSheffer）瀏覽了同一份檔案。謝費爾的兒子患有自閉癥，因此她一直以來都對阿斯伯格非常感興趣，并認為他有“英雄般”的名譽。

謝費爾說：“在這份檔案的第一份文件中，我發(fā)現他與一項殺害殘疾兒童的納粹計劃相關。”

阿斯伯格認為自閉癥患兒的行為與納粹黨的價值標準相反。例如，他在筆記中寫道，一個正常兒童可以作為“社會中協(xié)調的一員”，與其他人進行交流，而自閉癥患者“從不考慮外界的限制或慣例”。

與他的同事相比，阿斯伯格在臨床文件中對殘疾或精神病患兒的描述更為消極。例如，對一個名叫里奧（Leo）的男孩，斯伯格倫德診所的內科醫(yī)生的描述是“各方面都發(fā)育良好”，而阿斯伯格把他描述為一個“非常難以相處，有精神疾病的男孩，在兒童中很不常見”。

阿斯伯格最親密的同事與導師是斯伯格倫德診所的優(yōu)生學計劃的設計者。謝費爾說：“他當時處于這個殺戮系統(tǒng)的最高層，所以，我完全不認為他只是一個被動的跟隨者。”

切赫也在調查中發(fā)現了關鍵性證據，證明阿斯伯格本人至少把兩名兒童送入維也納的斯伯格倫德診所，并在一個向診所送交了數十名兒童的委員會中任職。調查顯示，所以兒童都死在診所中。這里的醫(yī)生對兒童們做人體實驗，甚至直接殺死他們。共有近800名兒童在這里遇害，其中很多是殘疾人或身患疾病。診所的工作人員會給兒童服用巴比妥類藥物，而這類藥物通常會使兒童死于肺炎。此外，沒有證據表明阿斯伯格曾拯救過任何兒童。

“他能把更多兒童送入斯伯格倫德診所嗎？是的，當然可以。”切赫說，“但是他是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保持了克制呢？顯然沒有。”

斯伯格倫德診所中的兒童。

這些檔案還顯示了阿斯伯格對兒童描述方式的轉變。1937年，阿斯伯格給兒童分類時還非常謹慎。謝費爾說，但是在1938年，德國吞并奧地利幾個月后，他就開始將自閉癥患兒描述為“特征明顯的兒童群體”；不到3年后，他就開始稱他們?yōu)?ldquo;不正常的兒童”；到了1944年，他把他們描述為在納粹理想的“高級人群”之外的個體。

對于他表達方式的變化，謝費爾這樣認為：“他為什么選擇這種表達方式？我認為這是他尋求升職的方式。”

她說，阿斯伯格的職業(yè)生涯在戰(zhàn)爭期間青云直上。當他的猶太人同事被撤職時，他卻一直在升職。

謝費爾說，戰(zhàn)爭結束后，他卻在采訪中稱自己是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抵抗者，并稱安樂死計劃是“完全不人道的”。

如何看待“惡魔”的成果？

在20世紀90年代，阿斯伯格的生平的相關信息是“幾乎空白”的，當時，亞特蘭大馬庫斯自閉癥中心（MarcusAutismCenter）的主任阿彌·克林（AmiKlin）決定追蹤這個消息。他說：“這方面還沒有任何歷史研究。”

現在，細節(jié)已經被發(fā)掘出來，但人們在如何對待此事上產生了分歧。一個最直接的的問題是，以阿斯伯格命名的阿斯伯格綜合征是否應該改名？

即使在上文出現的兩位歷史學家之間，也存在分歧：與切赫不同，謝費爾在《紐約時報》中寫道，人們應該棄用“阿斯伯格綜合征”這個詞，終止這個詞的使用是“對因阿斯伯格被殺害的兒童，和那些現在身患此病的兒童的尊重”。

一些被診斷為阿斯伯格綜合征的人認為，是時候停用這個詞了，但是大家仍需保持謹慎。菲爾·施瓦茨（PhilSchwarz）是馬塞諸塞州的一位軟件工程師，同時也是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他說：“如果人們認為一項科學發(fā)現會因研究者的本性和名譽而被玷污、棄置，我對此會感到非常難過。”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戴維·曼德爾（DavidMandell）指出，由于某些其他原因，《精神疾病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DSM-5）中已經停止使用“阿斯伯格綜合征”這個名詞。

與此同時，一些人則認為，繼續(xù)使用這個名詞可能會幫助我們銘記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