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曾寫過一篇論文《無法哀傷》，對哀傷的防御，導致了抑郁，如果允許自己哀傷，那么就不會抑郁。

　　其實，面對抑郁癥也一樣。正如大家所知，抑郁癥并不是一種輕易能自愈的生命狀態(tài)。與其說最終我們得到了一個“非抑郁”的結果，不如說，與抑郁相處的過程是最值得關注。

　　我想自救不對嗎？

　　抑郁的信號，幾乎人人都會經歷。一開始可能只是身體上的，比如，食欲降低，睡多久都感覺睡不醒，周身有種沉重感，彎腰駝背的窩著是自己最喜歡的姿勢，怎么辦呢？有人奉行“睡一覺什么都好了”，有人奉行“濕氣重拔個罐”，有人奉行“運動解千愁”。

　　當你想做點什么來改善這種沉悶低迷的狀態(tài)，無論有沒有心理上抑郁的信號，實際上我們的心理層面都在干一件事：與所謂不好的狀態(tài)做斗爭，這種心態(tài)有時候會起反作用，反而讓我們在抑郁情緒中越陷越深。

　　也許有人會說，我想通過積極來自救，來振奮，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前提是對自己問題和人的自愈過程的尊重。

　　抑郁和躁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我們感到抑郁，幾乎同時會升騰起一種愿望：那就做點什么來解決它。有時候，動起來的愿望如此強烈，促成了強迫式的行為。

　　表面上看，我們特別積極，實際上內心非常脆弱，對“不好”的狀態(tài)愈發(fā)敏感。一旦不好的狀態(tài)嶄露頭角，很容易有功虧一簣的感受。那么，這樣的“振奮”，無法被理解為好的。

　　抑郁是有動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導致抑郁出現的原因，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筆。

　　在無數次嘗試解決問題后失敗，抑郁才會出現。這些嘗試可能是無意識的。

　　比如，我想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努力多年，卻還是得不到想要的社會地位，對社會標準的被動認可和無奈導致了抑郁；

　　比如，我很想成為團隊中的意見領袖，但領導能力和表達能力是有欠缺的，再爭取發(fā)言，別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郁了；

　　又比如，我其實很想讓父母看見真正的我，可是我憤怒的時候父母責怪我，我傾訴的時候父母卻總是在給建議，所以我抑郁了。

　　所以，真正要斗爭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狀態(tài)，而是去看看這個不好的狀態(tài)背后，是什么動力在促成它顯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里，我們會和自己的防御機制相遇，發(fā)現對生命里的創(chuàng)傷性體驗，自己使用了忽視、壓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御，好讓自己能繼續(xù)生活下去。

　　看見了，自愈就發(fā)生了。

　　最核心的體驗，實際上，是一種體驗不到自我存在的狀態(tài)。從嬰兒時期開始，通過關系中不斷得到的反饋，我們逐漸形成了這個稱為“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失去了去愛，去工作，去社交的動力，失去了與這些關系的連接，失去了這些關系中的反饋。

　　那么，我是誰？

　　在如此迷茫的時期，無論選擇哪種方式，至少讓自己保持兩個覺察。

　　第一，這是我的選擇，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實際上，每個人都很難做到完全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這是一種意識，同時也是一種解放，讓我們免于鉆進完美主義的牛角尖。因為哪怕有更好的方法，但我目前只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如此選擇。既然選擇了，那么就看看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

　　第二，當我做這些事時，我很明確自己在做什么。

　　“世上本沒有抑郁癥”

　　從輕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給自己挖個坑跳進去？

　　在網絡資訊發(fā)達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標準的抑郁量表，給自己做個自評，然后對號入座到某個程度的抑郁中。

　　輕度：心境低落，興趣和愉快感喪失，容易疲勞，多思多慮，自卑消極，無緣無故出現多種軀體不適。

　　中度：腦功能阻滯和精神運動性阻滯，患者感到自己大腦思維功能、行動功能和社會功能下降，不敢見人，人際交往發(fā)生障礙。

　　重度：情緒極為抑郁，已無法感知喜怒哀樂，思維動作嚴重遲緩，語速慢，語音低，語量少，應答遲鈍，嚴重者可呈木僵狀態(tài)。一天之內，經常不言不語，不動不吃。

　　且不論自測是否可靠，其實拿到這樣一個描述，大部分人還是無措的。

　　我需要接受藥物治療嗎？

　　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哪個管用？

　　藥物治療會不會有副作用？

　　心理治療又要多長時間才能治好？

　　確定自己是什么程度的抑郁，是為了接下來制定更好的治療計劃，無論是服藥治療，還是藥物和心理咨詢配合的治療，都需要醫(yī)生和治療師的專業(yè)指導。所以，自我診斷的坑，跳了也意義不大，更會有把自己的情況固化到抑郁癥里的風險。

　　曾奇峰老師寫過一篇文章，叫《世上本沒有抑郁癥》，他說：

　　“抑郁癥這個診斷對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兩方面的影響。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確定性……壞的方面是，一頂疾病的帽子從此戴在頭上……

　　在被診斷為抑郁癥之后，所有跟這個診斷相反的自我呈現，都需要無意甚至某種程度的有意壓抑，從而導致抑郁狀態(tài)的遷延難愈。這就是所謂醫(yī)源性疾病了。

　　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抑郁癥這個名稱，而是其后面的人，以及這個人全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與愛恨情仇。

　　跟這些相比，“抑郁癥”三個字太窄了，也太淺了。”

　　最后一根稻草：有自殺的念頭怎么辦？

　　抑郁癥最讓人恐懼的是自殺風險，當一個人出現自殺念頭時，哪怕是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么辦。但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程度，自殺風險都同樣高。

　　從輕度到重度，自殺風險呈倒U型，中度抑郁的自殺風險最高。

　　張進在《渡過》中講到，抑郁癥患者自殺，往往會發(fā)生在從輕度向中度惡化，以及從重度向中度好轉的階段。重度患者往往大腦一片空白、體力不支，不具備自殺能力；然而，藥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腦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動力），可是情緒的好轉要落后一周（自殺意念還在），而自殺往往在這一階段發(fā)生。

　　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療，情況有所好轉后，卻選擇了自殺，讓人錯愕。

　　但抑郁的體驗來襲時，我們經常表現得像一個頑固的孩子，別人說什么都聽不進去，建議聽起來就像最沒有興趣、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如果有人來勸說，“你一定要堅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不要抑郁了，開心點”，那心門可能嘭的一聲關閉，再也不對那個人打開。

　　如果連抑郁都很難與人交流，那么自殺的念頭呢？

　　自殺的念頭出現時，最好的方式是開放地討論它。自殺的念頭通常會讓人覺得很恐懼，我們的文化也有回避談論死的傾向，對死亡的恐懼不僅是本能，也是社會文化給我們的深刻信念。

　　其實，只要有怕，真正去實施自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而念頭的本質是，如果你不被它控制，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升起又消逝，如浪潮起伏的過程。所以，深信這個念頭的真實性，會讓我們越陷越深，被自殺的念頭控制；

　　而相反的，用同樣強烈的壓抑讓念頭消失或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念頭雖然暫時潛伏下來，卻會不斷閃現。我們還是沒有掌握與之相處的方法。

　　再者，如果能和對死亡持開放心態(tài)的人談論自殺，那就更有效了。在我們談及自殺的細節(jié)時，那股執(zhí)行自殺的力量，也漸漸被發(fā)泄。自殺變成了一個可包容的念頭，而不是控制我們的念頭。

　　不過，生活里遇到這樣的人幾率并不高，特別是親近的人，他們的擔憂很可能大過對你的包容，容易否認你的自殺念頭。這時候，其實我們特別需要一位心理咨詢師。

　　還是很認同曾奇峰老師的那句話：不要盯住“抑郁癥”三個字，與之相比，我們的生命豐富多了。

　　喬任梁在自殺的前幾天，曾經跟任泉說，我要吃一把藥才能睡著，我是不是抑郁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既忍受著抑郁情緒的折磨，又承受尋找答案的焦慮。

　　我總是想，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郁癥，生活會有很大的變化嗎？答案是，并不會。

　　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生活，才出現了抑郁的狀態(tài)，那么，心理健康的生活原則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去愛，去工作，去社交。

　　《我戰(zhàn)勝了抑郁癥》的作者格雷姆·考恩說，“從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是獲得康復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義早就丟了，讓抑郁帶著你把它找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