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曾寫道："醫(yī)學已經(jīng)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以至于很難再找到一個健康人了。"而美國糖尿病學會（ADA）2010年公布的指南中對糖尿病前期診斷的修改，則使這句話得到了更好的印證--該指南全球范圍內(nèi)的執(zhí)行意味著一半以上的中國成年人將成為糖尿病前期患者，即4.93億。

　　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Yudkin教授等通過探討糖尿病前期作為一種診斷類別的價值，認為目前對于糖尿病前期的定義不僅造成不必要的過度治療，同時讓醫(yī)療系統(tǒng)承受了過重的負擔。

　　2003年ADA專家委員會建議將空腹血糖異常的臨界值從6.1mmol/L降至5.6mmol/L，理由是以此來提高對糖尿病風險的預測。WHO對這一改變表示擔憂，認為其將使葡萄糖代謝異常的患病率提高近一倍。2010年ADA又將糖化血紅蛋白異常的臨界值從6.0%降至5.7%，然而未得到其他機構(gòu)的認同。此外，對于其將"糖尿病前期"列為一個診斷類別的建議，也少有機構(gòu)表示贊同。

　　近期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在98658位中國成年人中糖耐量異常者占8.3%，然而達到新ADA空腹血糖異常標準的人占到27.2%（3倍以上），達到糖化血紅蛋白異常標準的人則更多，占35.4%，而50.1%的人為糖尿病前期患者。

　　美國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在3627名18歲以上成年人中糖耐量異常的患病率為13.5%（經(jīng)年齡校正）。與之相比，WHO標準下空腹血糖異常的患病率為6.8%，新ADA標準下空腹血糖異常的患病率為25.5%，糖化血紅蛋白異常的患病率為13.7%。

　　相比對于糖尿病的診斷，利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紅蛋白診斷葡萄糖耐受不良則更為困難。因為血糖值的分段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對糖尿病的劃分只需要一個截點，但劃分葡萄糖耐受不良則需要兩個。

　　此外，即使應用上述三種方法可以得到相似的葡萄糖耐受不良患病率，但這三種方法檢查出的葡萄糖耐受不良人群也有差異。例如，非西班牙裔黑人邊緣糖化血紅蛋白的患病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患病率的兩倍，而兩種人群糖耐量異常的患病率關系則正相反。相較其他族群，非洲黑人血統(tǒng)人群的糖化血紅蛋白濃度則更高。

　　提出"糖尿病前期"這一診斷類別的目的是使那些將要進展為糖尿病的患者得到確診，從而對糖尿病及其并發(fā)癥實施有效的干預。然而，相關證據(jù)顯示這種邏輯關系并不存在。

　　有文獻報道，在94種糖尿病風險評估模型中，不到一半的模型包含了血糖測試。另有一項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fā)現(xiàn)，經(jīng)不同血糖測試方法診斷為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中，一半以上10年后未出現(xiàn)糖尿病，該研究提示，約2/3空腹血糖異常人群在10年后不會出現(xiàn)糖尿病。至今，多項研究也已提示糖化血紅蛋白臨界值人群的疾病進展率與上述研究結(jié)果近似。但目前尚無針對新ADA糖化血紅蛋白臨界值的評估。

　　中國、芬蘭和美國三項針對糖耐量受損人群的研究發(fā)現(xiàn)，密切的生活方式指導可使糖尿病發(fā)病相關風險降低40%-60%。然而，之后的隨訪結(jié)果表明，生活方式干預只能將糖尿病的發(fā)病時間延緩2-3年，而不能完全阻止其發(fā)生。其中芬蘭的研究尚發(fā)現(xiàn)生活方式干預對心血管并發(fā)癥的風險無降低作用，此結(jié)論在另一項Meta分析研究中亦得到證實。

　　美國糖尿病預防項目一項歷時2.8年的隨機對照試驗發(fā)現(xiàn)，相較于安慰劑，二甲雙胍可使糖尿病發(fā)病率下降31%，然而，受試者在接受最后一次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檢查時仍在服用二甲雙胍。之后的長期隨訪則顯示二甲雙胍并不能阻止糖尿病的發(fā)生，而僅僅是將其延緩了2年左右，這也是在一半以上的受試者在隨訪期間仍在服用二甲雙胍的基礎上得到的結(jié)果。

　　另有兩項分別針對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糖尿病發(fā)病相關風險被分別降低了62%和72%，然而檢查仍然是在藥物洗脫前完成的，這不禁讓人產(chǎn)生了疑問：糖尿病究竟是被預防了還是僅僅被治療所掩蓋了？

　　在ADA公布最新指南的前一年即2009年，其聯(lián)合歐洲和國際糖尿病學會組織了一個專家委員會。委員會建議廢棄"糖尿病前期"這一名稱，并將預防干預的糖化血紅蛋白水平改為≥6.0%。然而ADA2010年的標準并未按此建議執(zhí)行，而在科學文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糖尿病前期"也未被廢棄，包括WHO在內(nèi)的多個機構(gòu)對此持保留態(tài)度。

　　實際上，針對糖尿病前期的新的ADA標準很難被實施。無論是否結(jié)合二甲雙胍等藥物治療，為每一個被此標準診斷的患者提供個人化的生活方式指導，都會給醫(yī)療服務帶來難以承擔的壓力。同時，這個策略的執(zhí)行將有可能使本應放在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極高危人群以及更需要個體化醫(yī)療服務人群的注意力被分散。

　　很偶然，生活方式指導成為了糖尿病前期的一線"治療"。但是既然糖尿病前期發(fā)展為糖尿病的危險因素與其他許多不相關疾病的危險因素重疊，為何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診斷為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身上，而忽視那些同樣可以從這些生活方式指導中獲益的健康人群。像中國這樣擁有高糖尿病前期患病率的國家，糖尿病前期這一診斷類別是否真的有其價值。

　　Yudkin教授認為，對預防干預的療效評估需要從公眾健康和個人健康兩個層面探索。對患者來說，遠期并發(fā)癥的發(fā)生情況才是其最為關心的，而這也應該成為未來設計研究時的首要考慮。由于血糖降低對這些并發(fā)癥的作用可能要經(jīng)過數(shù)十年才能顯現(xiàn)，所以應對模型方法加以利用。到那時，2009年國際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則應被采納，而"糖尿病前期"一詞則應被廢棄。

　　Yudkin教授表示，我們的研究需要轉(zhuǎn)換一種視角：控制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遠比讓更多的健康人成為糖尿病前期患者更為重要。我們必須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使促進這種流行的飲食、教育、健康以及經(jīng)濟政策得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