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芬奇的第二個寶寶即將出生，對于是否會選擇生育第三個甚至更多孩子的問題，她連連擺手，表示兩個已經足夠。伊麗莎白·芬奇的選擇代表了現在英國絕大多數中產家庭的生育態(tài)度，這一選擇與他們的父輩及祖輩截然不同。

伊麗莎白的父親是二戰(zhàn)后的“嬰兒潮一代”，家中共有6名兄弟姐妹。二戰(zhàn)后的國家整體蕭條，使“嬰兒潮一代”的生活相較清苦，生活的壓力和個人主義價值觀覺醒影響了這代人的生育觀，于是和伊麗莎白一樣，英國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是獨生子女。

對于現在生育兩個孩子的決定，伊麗莎白表示：“這是將寶寶數量與父母擁有的精力、金錢進行匹配后的理性決定。”

不同年代的生育選擇，受到國家政策、社會環(huán)境、個體意識覺醒等多個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更直觀的反映是英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生育率變化。數據顯示，英國的生育率在1964年達到了2.93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到1977年的1.69，到2005年為1.76，中間一直處于波動狀態(tài)，此后緩慢爬升至2010年的1.92，最新數據為2017年的1.88。

歐洲多個國家也經歷了類似的波動，部分國家的生育率甚至長期處于1.3-1.4的水平。在經過多項政策刺激后，即使瑞典和法國被視為歐洲的生育“高地”，生育率的峰值分別只有1.98和2.0。雖然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但已高于中國。

低生育率一度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機，這種擔憂促使世界上最早的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于20世紀70年代發(fā)跡于歐洲。

歐洲的人口結構并未受到過外力的強行干擾，即便如此，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社會學家對歐洲國家生育率的強勢逆轉均不抱希望。統計數據顯示，多項政策疊加，歐洲多國的生育率呈現出的仍是極為緩慢的爬升、徘徊不前。對它們來說，現在不再下降的數字已足夠令人驚喜。

“社會政策也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仍然不夠。”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蘭塞斯科·比拉里表示。

低生育率陷阱

持續(xù)的低生育率和極低生育率被視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人口的主要特點。

20世紀70年代，西歐和北歐的生育率率先跌破更替水平，下降至1.65，南歐生育率則下降至1.42。其中，德國、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的生育率甚至曾下降至1.3及以下。

注意到這種現象的人口學者試圖從后現代化歐洲國家的社會機構、文化和技術等方面的變化，闡釋導致歐洲低生育率的深層原因，并將這一變化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

這一轉變與發(fā)生在19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歐洲“第一次人口轉變”，無論在深度、廣度還是變化的機理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在社會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對世界多個國家未來人口的走向及發(fā)展預測均具有借鑒意義。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范德卡憑借這一理論的提出獲得了國際人口科學聯盟的最高榮譽獎“國際人口科學聯盟桂冠”。

在范德卡看來，在歐洲，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結婚和生育顯著推遲為特征的新生育機制已然形成，這期間兩性關系更加趨于平等，育齡推遲、生育意愿降低、終生不育者增多。而人們生育孩子不僅僅考慮物質條件，還需要兼顧自我實現、個人權利、教育提升等復雜多樣的非物質因素。

上述因素綜合起來主要表現為，人們?yōu)榱俗非髠€人的快樂和價值實現，不想讓孩子和家庭成為負擔；環(huán)境污染給人類的生存帶來許多越來越難以預計的威脅，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同樣影響了他們的生育選擇。此外，高福利的國家制度為每個人提供了涵蓋整個生命周期的安全網，加之個人收入水平的增高，人們的需求層次普遍得到提升。而個人價值觀的改變導致了個體社會行為的改變，并引起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

“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出現就是歐洲社會這種結構性變革的結果。

伊麗莎白的父親身處“第二次人口轉變”期中，對于當時的生育抉擇，這位63歲的英國老人表示：“小時候，我的父母沒有提供給我優(yōu)渥的生活，我不想讓伊麗莎白陷入我曾經經歷過的生活困境，我想盡最大可能為她提供優(yōu)質的成長和教育環(huán)境，而過多的子女數量顯然會對我的這一設想及家庭的生活品質帶來影響。”

提高個人生活品質、追求個人價值實現的觀念在英國根深蒂固。對此，英國社會學者何越舉例稱，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英國父母現在會傾向于將孩子送去免費的公立學校，省下的錢則用來度假，“孩子數量增多，度假費用也會水漲船高，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少生或不生”。

這一狀況帶來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說，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的水平，比如1.5以下，低生育率機制就會形成，以后很難逆轉。

其中的邏輯鏈條為，因為人口的負增長慣性，潛在母親數量的減少將導致出生人數的減少，年輕一代受父輩低生育率的影響而降低生育意愿，相對收入的減少也會限制生育。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預，這三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造成出生人數的“螺旋式”減少。

對此，人口學者建議，對于那些生育率已經在1.5以下水平的國家，在機制未徹底建立和僵化之前，應采取政策措施將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以避免這種機制不斷強化，將生育率壓到越來越低的水平。

極低的生育率倒逼歐洲多國出臺了獨特的家庭政策。

作為現代家庭政策的發(fā)源地，歐洲國家的家庭政策旨在對現代化過程中家庭面臨的困境做出反應。家庭政策已經成為歐洲福利國家的重要標志，其中生育政策是一個重要領域。

需要注意的是，歐洲的家庭政策多集中于如何有利于兒童成長和降低生育成本，而非僅僅鼓勵生育。

政策內容主要體現在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婦幼保健服務、育兒補貼在內的現金補貼及減免稅收等福利，以及兒童照料和兒童發(fā)展的公共服務。

家庭政策干預

在英國，六個月以上的幼兒均可以享受每周30個小時的免費托幼服務，這筆費用由政府承擔，公立醫(yī)院、公立學校提供的免費醫(yī)療和教育減少了家庭在養(yǎng)育孩子方面的成本。

伊麗莎白表示，自己生育第二個孩子并不是因為家庭政策，但她也承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確實減輕了她和丈夫在養(yǎng)育孩子方面的負擔。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歐洲國家的生育率趨勢開始發(fā)生變化，一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左右的水平上停止下降，并出現明顯回升，其中挪威和瑞典在1986年率先回升到1.7以上，其后生育率明顯回升的國家有芬蘭（1988年）、丹麥（1990年）、法國（1995年）、荷蘭（2000年）、英國（2003年）。

在生育率回升最快且保持在較高水平的瑞典，家庭政策更傾向于普遍的現金補貼和高水平服務。維也納大學家庭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索尼婭·布魯姆介紹，在瑞典，家庭第一個子女的津貼為每月115歐元，孩子越多津貼越高。另外，政府鼓勵父母申請育兒假，這一假期總長480天，其中60天為母親專用，60天為父親專用。480天中的390天可領取原收入的80％（收入上限為每年47340歐元），余下的90天領取固定金額，約為每天20歐元。

“作為福利國家，瑞典托幼設施的數量和質量明顯高出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索尼婭·布魯姆指出。瑞典的家庭政策支出占GDP的3％，歐盟國家家庭政策支出占比均值為2.1％，在生育率一直偏低的德國，這個數字是2.82％。

在索尼婭·布魯姆看來，德國的家庭政策相對保守，“德國的政策支持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比如低女性就業(yè)水平，傾向于向家庭發(fā)放高額現金補貼，而不是提供托幼機構等服務”。

在德國，父母的育兒假長達三年，其中兩年領取較低的固定金額，為每月300歐元。政策不鼓勵父親請育兒假，而支持母親們較長時間中斷就業(yè)。2013年引入的“兒童保育津貼”規(guī)定，在家照看1歲-2歲子女而不送其入托的父母將可每月領取100歐元。2016年德國在嬰幼兒和兒童保育體系方面的投入為450億歐元。

現在德國已經從連續(xù)數十年世界最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爬”了出來，有分析認為大量涌入的難民功不可沒，但形勢似乎仍不樂觀。

德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5，即使在歐洲國家，這一數值也相對較低。全球人口老齡化協會主席理查德·杰克森指出：“到2060年，德國人口將減少800萬到1300萬，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50％，即使大量引入難民，也難以彌補這一缺口。”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歐洲穆斯林移民的總和生育率只比非穆斯林群體高0.4。比如，奧地利的穆斯林1981年的生育率為3.09，1991年為2.77，2001年為2.30。英國的南亞穆斯林第一代移民平均有3.5個孩子，第二代平均只有2.5個，而且隨著居住時間越長，其生育率越低。

也就是說，難民難以長久性地拉高生育率和貢獻勞動力人口。

除去家庭政策，生育率較高的瑞典和法國存在著這樣一個共性：社會中女性賦權程度較高。

對于這個現象，理查德·杰克森認為，那些尊重女性的工作意愿并給予生育保障的國家，其生育率會高，相反因生育而限制女性工作機會的國家其生育率往往比較低。工作、家庭如何平衡是問題的核心。

弗蘭塞斯科·比拉里持相似的觀點，“歐洲一些國家面臨著和中國同樣的問題，即性別分工更為傳統、鮮有支持女性的社會政策，這導致生育率難以回升。”

家庭-工作如何平衡

如何才能平衡工作與家庭？對新生兒家庭而言，財政補貼和照料服務哪一個更具吸引力？對于這些問題，不同的歐洲國家采用了不同的家庭政策，效果各異。

在英國，女性可以選擇彈性工作制，即可以向雇主要求每周的工作天數。伊麗莎白在一家服裝公司工作，負責區(qū)域品牌的推廣，每周工作三天，剩余時間用來陪伴孩子。在伊麗莎白的上司大衛(wèi)·斯科特看來，這種安排并不會為公司帶來困擾，給予婚育女性自由選擇權和靈活的工作時間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我們雇傭了另外一個員工負責其余兩天的工作，這并沒有給公司帶來什么損失。”

英國多位職場媽媽表示，生育孩子后女性可以重回職場、繼續(xù)自己的事業(yè)，而非因為個人精力等因素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同樣影響了她們的生育意愿。

在索尼婭·布魯姆看來，家庭政策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中有一點已經得到證實，“女性就業(yè)率高的國家出生率也高”。

但與女性高就業(yè)率相關的是家庭、社會甚至政府給予職場媽媽的友好環(huán)境和多項支持。

伊麗莎白的中學同學貝斯·尼爾森五年前移民芬蘭，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她的描述中，芬蘭街頭推嬰兒車帶孩子出門購物、公園陪孩子曬太陽的多是父親，英國的課外興趣班等機構同樣鼓勵父親陪伴孩子。歐洲的男女平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孩子養(yǎng)育過程中父親的參與，無疑減輕了養(yǎng)育子女對母親精力的消耗。

除去家庭內部因素，政府或企業(yè)提供的兒童日間照料也讓職場媽媽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更加友好，消除了她們對于孩子與工作是否可以兼顧的后顧之憂。

統計數據顯示，在24個歐洲國家中，不滿1歲孩子的職場媽媽正在休假的比例平均46％，其中14個國家低于45％。尤其是英國，雖然規(guī)定有54周的帶薪假，但休假比例僅為0.6％，這意味著職場媽媽更傾向于接受兒童照料服務。

另有數據顯示，2010年生育率較高的丹麥、挪威、冰島、法國3歲以下兒童平均入園率接近或超過50％，而處于超低生育率的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希臘以及東歐國家3歲以下兒童平均入園率都低于25％，波蘭甚至不到10％。由此可見，提供兒童照料服務比給予家庭補貼更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在瑞典，托幼機構能夠收納全國45％的3歲以下兒童和92％的3歲至法定入學年齡的兒童。而瑞典25歲-49歲間女性就業(yè)率在2008年為79.8％，高于OECD國家71.9％的平均值。

2006年德國0-2歲兒童入托率僅為18％，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在2011年僅為25.2％。但不同于瑞典，在后續(xù)的政策中，2012年德國政府將給予家庭的財政補貼提高到了孩子出生后每月給予父親或母親最高1800歐元的補助，且可持續(xù)14個月。

此外，OECD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德國40歲-44歲女性的家庭中沒有孩子的比例高達33.6％，這說明德國的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很高比例的女性決定不生育，這種選擇無疑與她們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息息相關。

“瑞典發(fā)放生育、育兒補貼的政策成本并沒有高太多，但其在引導生育行為、維持工作-生活平衡方面更有效。”索尼婭·布魯姆說。瑞典的政策被視為家庭友好型政策的代表，主要是因為其有效地緩解了女性的母親角色和職業(yè)女性角色之間的矛盾。

對此，弗蘭塞斯科·比拉里指出：“社會政策對女性有利，男性更多地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生育率會上升，但政府需要為這些政策做好準備并付出行動，這遠比僅僅鼓勵人們生育孩子更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