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視防控需要多層次、全方位進行

雖然目前近視眼研究前沿中形覺剝奪（比如及時矯正散光，中高度遠視）、中央遠視性光學離焦（避免近視過矯正）、周邊視網膜離焦（角膜塑形、多焦點軟鏡、減少旁中心離焦鏡）；戶外活動保護；低濃度阿托品的近視控制等學說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也根據這些理論依據產生了各種近視防控手段。

但歸根結底，近視是多因素致病的結果，其發(fā)病機制非常復雜，除了“近視防控工具”外，還需要全社會參與，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教育部門減輕學生的作業(yè)負擔、家長的兒童配合參與。

這就像我們小學的數(shù)學應用題：一個水池，一個進水口，幾個出水口，一邊進水，一邊出水，只有進水的速度大于出水的速度，水池才能灌滿水。

近視防控出水口多，如果只顧了進水口（近視防控的光學工具），而忽略了堵住出水口（近距用眼環(huán)境壓力、戶外活動不足、基因），近視仍然可能繼續(xù)進展。

二．群體與個體的近視防控

雖然臨床研究認為一些近視防控工具和手段（角膜塑形、多焦點軟鏡、減少旁中心離焦鏡、戶外活動、阿托品……）是有效的，但我們得理解什么叫“有效”。

醫(yī)生們常說的“有效”是指對群體的統(tǒng)計結果：比如100人里有82個人通過這些方法近視得到了控制，這就叫“有效”，但是對于剩下的那18個近視控制效果不好的個體來說，就是100%的“無效”。

我們可以把防控近視手段的有效性看做是一種對群體而言的概率事件，但這些方法在個體確實是有差異的，原因如下：

年齡：近視發(fā)生發(fā)展有敏感時期，敏感期近視增加會很快。比如9歲和16歲的孩子比，9歲的孩子處于近視發(fā)展敏感期，可能不管怎么做近視防控，近視增加也會比16歲（近視發(fā)展已經趨于穩(wěn)定）的不做防控，還隨意“毀眼”的孩子快。

近視程度：一些近視防控手段對近視程度的控制效果不同。比如同樣在做角膜塑形的兩個孩子，一個100度近視，一個400度近視，同樣條件下，400度近視的這個孩子近視控制效果會更好。

遺傳背景：父母都是近視，尤其是高度近視的情況，孩子近視控制的效果可能就不好。

缺少戶外活動和近距工作壓力、兒童的依從性：這就像水池的出水口太大，使用再好的近視防控方法（進水口）也無法避免水池的水位不斷下降（近視增加）。

這就是為什么有的人會問：別人家的小孩近視可控，我孩子就不行？——個體差異太大，隨意與“別人家的孩子”比較沒有科學性。能比較的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比。

但是同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選擇，你并不知道選擇了某種近視防控手段比“假如”沒選擇有多少差異。遺憾的是，沒有這個假設！

三．近視防控不能用消費者心態(tài)來看待

人的生理結構實在太復雜，即使是現(xiàn)代醫(yī)學手段這么發(fā)達，我們也不過是在醫(yī)學知識的大海邊撿到了幾個貝殼而已。

近視防控同樣如此。所以一個需要做近視防控的孩子一旦交到視光醫(yī)生手里，二者立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你在水里，我也在水里，我們的目標都是跟這條激流（近視）搏斗，醫(yī)生也是希望孩子的近視得到控制的。

但是人們常常會覺得：交了錢就是消費者，是上帝，你就應該給我提供我滿意的服務……但是哪里有這么簡單呢？近視的孩子，家長有一個“控制近視”的巨大預期（這個預期不可能100%達到），誰能保證用了XXX手段、方法以后，近視度數(shù)就一定能控制住或者不增長了呢？

所以，近視防控和看病一樣不能用消費者的心態(tài)來看待，不能認為交了錢，用了醫(yī)生推薦的手段就一定要得到某種確定的結果（近視度數(shù)不增加）。市場行為活動的基本邏輯是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協(xié)作，無論是消費者還是提供服務者，都是平等的交換和協(xié)作。如果我們對這個互相平等的協(xié)作機制破壞的話，最后傷害的都是自己。不信任背你過河的醫(yī)生，最后雙方都會受到傷害。——這不就是一個青蛙背蝎子過河的寓言故事嗎？

四．我對于近視的看法

現(xiàn)代社會價值觀的成功與“不近視”如同魚和熊掌不可得兼。要求孩子“成功”，這就意味孩子要放棄玩樂的時間，增加學習時間，其實就是選擇了近視。

近視本身是一種生物適應的結果，看近多，自然就近視了。在這個前提下談近視防控似乎是比較困難的，我們所做的近視防控工作也只是最大化的減少近視的損害，避免孩子成為高度近視而已，完全避免近視是做不到的。

我認為目前建立兒童屈光發(fā)育檔案進行個體及群體的干預是最關鍵和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比各類具體的近視防控手段（角膜塑形、多焦點軟鏡、減少旁中心離焦鏡……）還重要，是我們未來要下大力氣做的重點工作。

每個個體的情況都不同，而且個體差異還很大，所以近視防控不能“一刀切”，請家長帶孩子到專業(yè)的機構做檢查和驗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