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控制錄影機，順放或倒帶，一名心理治療師正在讓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尋找那個影響他最深、最重大的事件。治療師稱其為“節(jié)點”。

　　記憶的門逐漸打開。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歲時，被父親用皮帶痛打的情景。描述這一記憶時，他全身抖動，流下眼淚。

　　當治療師問，是否還有其他畫面可以回放？男子將想象退回到5歲，突然，他出現(xiàn)了姿勢的改變，聲音變得極為幼稚，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連貫地喊著“怕、怕”的字眼。當問他眼前是什么，他說看到“文革”時，紅衛(wèi)兵沖進他的家，將一向是權威的父親拉到院子里，勒令其跪下，用銅頭皮帶死命抽打的場景……

　　上述案例，是心理學家施琪嘉在2010年眾多訪談中的普通一例。十余年來，這位武漢市心理衛(wèi)生研究所的所長，一直致力于解答這樣的問題：已結束近四十年的“文革”仍如何隱形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內(nèi)心與生活？

　　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獨來形容：一直處于地下狀態(tài)，難以發(fā)表論文，也極少公開討論，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數(shù)，“十個手指頭就可以數(shù)過來”。

　　這群中國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來自德國。自1980年代后期德國學者將精神分析理論引入中國臨床心理治療后，出于由“柏林墻”記憶中艱難痊愈的同理之心，研究一直得到這群異鄉(xiāng)人的幫助。

　　中德兩國學者嘗試著將精神分析理論引入對“文革”的觀察，持續(xù)近二十年的研究發(fā)現(xiàn)：“文革”的心理創(chuàng)傷不僅持續(xù)地影響著親歷者，還對其子女乃至后世數(shù)代人產(chǎn)生了代際傳遞。

　　尤其值得重視也長久被忽視的是年輕一代的問題——他們承擔了父母在“文革”中未加處理的創(chuàng)傷，被父輩施加的精神重擔無聲改變著。

　　這種影響后代精神活動的心理機制，被德中心理治療研究院主席主席阿夫·葛拉赫（AlfGerlach）稱為“跨代際授權”，最明顯的后果是損傷后代的思考及記憶能力，“孩子陷在父輩的經(jīng)歷中，重復著其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

　　這也是施琪嘉及其同伴一直試圖治愈的傷痕，“‘文革’是一個民族的集體創(chuàng)傷，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膿。這段記憶需要獲得治療性的處理。”

　　弗洛伊德：從“柏林墻”到“文革”

　　心理咨詢師陸曉婭從未想到，于她而言，“文革”從未遠去。

　　傷痛的再度來臨是在2007年，這位出生于1952年的老人參加了一個由香港治療師組織的心理工作坊。這是她作為心理咨詢師的一次例行培訓，工作坊上，每個人都需要說出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自我體驗。

　　無意中，有人提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父親自殺對自己的困擾。出乎意料地，悲傷和憤怒一瞬間在房間里彌漫，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

　　培訓者大都與陸曉婭同齡，均是“文革”的親歷者。香港的老師感到吃驚，他很難理解這群老人到底經(jīng)歷了什么。他決定邀請所有人說出自己的故事。

　　站出來的都是受害者：目睹自殺、被抄家、作為“狗崽子”受盡羞辱……經(jīng)歷了一夜的失眠與胃痛后，陸曉婭也說出內(nèi)心的痛苦：“文革”中，她曾用軍用皮帶，抽打過自己的老師……

　　曾經(jīng)一度，陸曉婭將這段記憶封存，很少再回憶；作為《中國青年報》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詢幫助的“青春熱線”的創(chuàng)辦者，她也自認為完成了心理上的治療與痊愈。

　　殘酷的回憶卻如此輕易的方式刺入心頭，這讓陸曉婭意識到：“文革”是一件“未完成的事”，表面愈合的心靈傷口，其實一直在化膿。

　　陸曉婭嘗試做更理性的思考：她開始觀察自己，乃至經(jīng)歷過眾多政治運動的母親，借此分析“文革”創(chuàng)傷所帶來情緒與行為問題：反應過激、焦慮抑郁、缺乏人際信任……

　　遠在千里之外的武漢，施琪嘉也早在進行類似研究。自1996年由神經(jīng)內(nèi)科醫(yī)生轉(zhuǎn)向心理治療后，施琪嘉一直嘗試著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創(chuàng)傷及其代際傳遞。

　　神經(jīng)科學的理論基礎幫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發(fā)現(xiàn)：創(chuàng)傷記憶，帶著強烈的負性情感片斷，會儲留、堵滯在杏仁核內(nèi)（右側(cè)腦島），不能正常上傳到負責記憶整合的海馬，并進一步處理到皮質(zhì)，因此，它會如一個深藏在體內(nèi)的發(fā)炎膿腫一樣，不斷地影響著機體。

　　“這是大多數(shù)‘文革’親歷者未曾意識卻始終承擔著的夢魘。”施琪嘉說，“痛苦的回憶會反復以各種形式——畫面、聲音、味道、皮膚感覺的閃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頭腦中。”

　　施琪嘉的研究，受益于他的老師——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安姬·哈格（AntjeHaag）。

　　1988年，安姬·哈格首次前往中國授課。她發(fā)現(xiàn)自己的“學員”里，一部分年紀較大，都是50歲上下的男性，是在“文革”中被禁止從業(yè)的精神病科醫(yī)生；另一部分年輕學員，則都不滿30歲。

　　明顯的年齡層空白——“文革”時許多大學都被迫關閉。學員們隨后表現(xiàn)出的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強烈興趣，更讓這名德國人深感觸動。

　　這群學員急切地想要學以致用，治愈時代的病患--1982年，德中心理治療研究院主席瑪格麗特·哈斯·維瑟加爾特（MargareteHusWiesegart）參觀在北京、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發(fā)現(xiàn)：住院患者多被診斷為重性精神病，其妄想和幻覺都來自政治運動的影響。

　　1996年，原《工人日報》記者吳琰也曾以“世紀之患”為題采訪北京多家精神病院。她發(fā)現(xiàn)醫(yī)院里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仍沉浸在紅色歲月，一些患者甚至出現(xiàn)了病理性象征性思維：會徹夜抱著暖氣管睡覺，因為構成暖氣管的鋼鐵代表著“工人階級。”

　　1997年，“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xù)培訓項目”正式運作，在德方的幫助下，精神分析理論也被引入對“文革”心理創(chuàng)傷的研究中。

　　1999年，曾在德國做過辛提人和羅姆人（納粹時期歐洲被害族群）創(chuàng)傷研究的安姬·哈格，聯(lián)合6位中國學員，開始了對于“文革”心理創(chuàng)傷的研究。

　　“德國關于二戰(zhàn)及”柏林墻“時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讓我們有一定經(jīng)驗對于‘文革’時期的這段歷史進行類似觀察。”安姬·哈格說。

　　“軀體化”與記憶病毒

　　心理分析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始終記得時年73歲的老王。

　　老王向他形容打開記憶閘門的艱難，“除了痛，什么也沒有”。往常，他從不主動想起任何過往的情節(jié)。記憶卻常會自動驚醒他。

　　天下雪了，他會記起自己被流放的那日，當他到達院子，全身白得像雪人，只感到極度的冷。

　　如果是深夜，他則會想起另一個熟睡的晚上。人們沖進屋，把他從床上拉下，用皮帶整晚抽打。因為流血，襯衫粘在傷口里，隨后被撕掉，有人從廚房里拿鹽往傷口里撒。他甚至還能清楚回放人們?nèi)绾卧谒⒆拥拇竺字嗬锶瞿虻漠嬅妗?/p>

　　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都會讓老王重回過往，直接通向時間另一邊的現(xiàn)場。

　　“我們把這些創(chuàng)傷癥狀稱作‘閃回’。”托馬斯解釋說，“都像定時炸彈般被埋藏起來，旁人可能根本看不出來，引爆卻會瞬間發(fā)生”。

　　隨著訪談的深入，研究者感到愈發(fā)震驚，他們將接觸到的內(nèi)容形容為“極度的創(chuàng)傷”。

　　創(chuàng)傷中首先充斥著的是各種暴力的細節(jié)：連夜審訊，剝奪睡眠，公開的羞辱，用皮帶拷打，強迫脫光衣服，甚至強制性自殺……

　　訪談現(xiàn)場，這些受訪人常會不由自主地落淚、抽搐，甚至昏厥、口吐白沫?；貞浲?，就像“被故意揭開無法愈合的傷口”，他們會感到抑郁和憤怒的交織，伴隨出現(xiàn)若干生理反應：失眠，焦慮，暴躁，強迫癥，乃至劇烈的嘔吐、頭疼。

　　1980年，美國醫(y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曾在湖南選擇了一百個被診斷患有神經(jīng)衰弱的病人進行訪談。他發(fā)現(xiàn)其中大部分都曾在“文革”中遭受影響，比如家庭破碎、失業(yè)、子女離散等。有些患者則出現(xiàn)了各種身體上的疼痛，如偏頭痛、胃痛、心血管問題……

　　凱博文將這種身體性的疼痛，稱之為“軀體化”——當個體的苦痛無處排解，只能通過生理疾病的方式表達，“軀體化成了這一代人生活苦難的首要表達方式”。

　　軀體化之外，托馬斯還發(fā)現(xiàn)老人們持續(xù)數(shù)十年與往事作戰(zhàn)，無休止的羞愧、焦慮、緊張，以及源自生理摧殘的恐懼，讓他們選擇了刪除一部分記憶。

　　托馬斯的受訪者中，大多將自己描繪成受害者。僅有一位受訪者描述了自己作為加害者的行為——她在人事檔案中搜尋成分不純的“可疑分子”，并咒罵他們。

　　“要承認自己曾是迫害者，意味著承擔愧疚。大多數(shù)人很難做到如此。他們更習慣選擇用否認和放棄來躲避這些感受。”托馬斯分析。

　　“這些創(chuàng)傷，都像是被植入的電腦病毒，潛伏在系統(tǒng)中，伺機而動，也可能隨時感染其他的電腦。”托馬斯這樣形容創(chuàng)傷性記憶的特點，“沒人能說清何時會瞬間崩盤。”

　　隔代感染者

　　“傷痛是一筆遺產(chǎn)。”數(shù)十年研究，讓阿夫·葛拉赫教授有了自己的結論：集體創(chuàng)傷的影響絕不只作用于親歷者，還會對其子女乃至后世數(shù)代人產(chǎn)生代際傳遞。

　　“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兩個現(xiàn)實中，一個是自己的現(xiàn)實，另一個是由父母的創(chuàng)傷史構成的現(xiàn)實。”

　　E是阿夫·葛拉赫的一名德國病人。

　　他的父親曾為納粹組織服務，并為德國對抗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感到激動；而他的母親曾是納粹分子--這些記憶的遺產(chǎn)，令E的羞愧和絕望無處釋放。

　　父輩的傷痛與恥辱讓E感到自己從出生就被“慘痛地遺棄”，他把自己塑造成最絕望的人，狂躁而憤怒。

　　這讓阿夫·葛拉赫想起另一個中國病人。1990年代末期，這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德國寫博士論文。到達德國后，他陷入長久的孤獨和絕望。這讓阿夫·葛拉赫困惑——這位30歲的年輕人，在中國頗受重視，和妻兒恩愛，把各種關系打理得井井有條，“怎么會如此絕望？”

　　后來，阿夫·葛拉赫發(fā)現(xiàn)：當他和家族分離，隱藏的父輩記憶才被激活了。“文革”期間，他的祖父被公開羞辱和批斗，祖母則被下放到離家兩千公里外的農(nóng)村勞動改造。

　　接受心理治療期間，這個年輕人緩慢而低聲地哀悼、抽泣，講述時斷時續(xù)。隨后的訪談顯示：他的生活顯現(xiàn)出一種典型的防御本能及處理機制——他只能不斷努力工作，才能遮蔽和克服父母和祖父母被迫害的痛苦。

　　父輩把精神重擔傳遞到后輩——這種影響孩子精神活動的心理機制被阿夫·葛拉赫簡稱為“代際授權”，最明顯的創(chuàng)傷性后果便是損傷后代的思考及記憶能力。

　　“無論是德國或中國，這些案例共同的特點都是孩子陷在父輩的經(jīng)歷中，復制其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無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認同。”阿夫·葛拉赫說。

　　阿夫·葛拉赫的理論，得到了大多數(shù)中國同行的認可。這源于他們在大量訪談中的觀察。

　　首先被傳遞的是暴力：

　　出生于1971年的易女士，從小接受父親嚴格的教育，她逐漸認同了懷揣堅定信仰、暴躁、攻擊性極強的父親。這直接導致了成年后的她，像昔日的父親一樣，毆打了年幼的女兒。

　　在托馬斯的研究中，絕大多數(shù)的受訪者將自己的父母描述為“專橫、嚴格、充滿仇恨”，教育的惡果則會在多年后凸顯而出：少年們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輩，隨著時間的推移，“弒父者”卻變得越來越像他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間傳遞。

　　隨后被摧毀的，是年輕人們對家庭的看法。

　　出生于1968年的王先生，懂事后就發(fā)覺父母的婚姻是一場政治刑罰——為警方工作的父親，在“文革”中被送到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并被強迫與一名派去的女人結婚，她屬于貧農(nóng)階級，人們認為他應該“向她學習”。

　　王先生在極端壓抑與充滿爭吵的家庭中長大，他將父母的管教稱為“‘文革’式的教育”：消除思想，強制服從，并且“經(jīng)常被打”。

　　痛苦的經(jīng)歷，讓這個男子對家庭失去了信心，成年后的他決定永不結婚，“家庭被政治主宰，這個家有什么好處呢？”

　　施琪嘉的學生、中國地質(zhì)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生林瑤，則在訪談中遇到了一個讓她意外的對象。

　　這個年近40歲的中年男子，將自己一生性格的悲劇歸咎于被“文革”摧毀的童年：年幼的他，曾目睹許多人闖進家里，奪走了所有東西；原本是富家小姐的母親，也在這場變故中變得易怒、壓抑、嗜用暴力。

　　此后的數(shù)十年，這個男子逐漸感到自己身上緩慢而巨大的改變：他變得木訥、謹慎、敏感，更為重要的，他在潛意識中認為：有錢，就有災難來臨。

　　這種無法說明的恐懼籠罩著他，以至于他特別“害怕成功”，總會將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比如升遷，比如婚姻。

　　“我的整個人生都被毀了。”回憶這一切，男子聲淚俱下，聲音變得尖利。目睹家庭的巨變，他無法理解，也從未得到解釋。林瑤突然明白了這樣一點：“文革”的下一代，是更加負重累累的一代。

　　“還不是時候”

　　托馬斯的父母相戀在二戰(zhàn)中，后來住在1949年建立的東德，1960年代全家遷居西德。1995年搬進一所老房子時，托馬斯發(fā)現(xiàn)這里戰(zhàn)時曾是猶太人的住所。于是，像無數(shù)德國人一樣，他和家人在房前的地面嵌入一塊“絆腳石”。

　　“絆腳石”計劃是由德國藝術家戴姆尼發(fā)起的——如今在德國480座城市的人行道上，人們已鋪設了2萬多塊石塊，石塊的長寬高都是10厘米，一面鑲上青銅，刻著遭到納粹屠殺的死難者或者流放者的名字。

　　這樣的“絆腳石”就埋在受難者生前的居所的門前。其靈感來源于猶太人法典——“當一個人的名字被忘卻時，這個人才算真正被遺忘。”

　　2009年，是德國慶祝柏林墻倒塌20周年，這成為托馬斯所在的法蘭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一系列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起點。來到中國的日子，一切都能使托馬斯聯(lián)想到自己國家曾經(jīng)歷的一切：戰(zhàn)爭、隔絕、人性喪失以及集體共有的創(chuàng)傷。

　　“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和德國在一些歷史上有著微妙的關聯(lián)，這種似曾相識的體驗，是我當時研究的動機。”他說。

　　讓歷史得到銘記——安姬·哈格也抱有著相同的美好愿景。2002年，她與和中國朋友走過魯迅公園時，迎面遇見三個學生。當她問到年輕學生們，關乎德國，能想到什么。這些孩子只說出了一個詞：希特勒。

　　安姬感到遺憾。如同不希望德國經(jīng)歷的一切只被簡化為一個肇事者的名字，她同樣擔心中國人對于“文革”的記憶也面臨如此境遇。

　　這段記憶的挖掘確實存在困難。

　　為了避免引起爭論，托馬斯與合作的4個中國教授達成了協(xié)定：對其信息保密，不對外公布其具體姓名與合作細節(jié)。一些曾參與“文革”心理創(chuàng)傷研究的學者，也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還不是時候”。

　　施琪嘉也曾記得，許多年前，國內(nèi)著名的一個精神科前輩說：漚肥的大便不臭，你為何要挑起來臭？“他的意思是，過去的事情忘記就忘記了，沒有必要再提。”

　　而他的學生林瑤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訪談時，一個“文革”親歷者憤怒地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來質(zhì)問她：是否真心想要了解這些故事？

　　林瑤將他的抗拒歸咎于屈辱：“從來沒人為他們的傷痛說句話。他們希望有人真正的去感受他們的感受。”

　　林瑤的記憶里，也并非只有困難。這個出身于1990年的女生，訪談中無意得知了自己家庭的秘密：她的爺爺曾在文革中遭遇不公。

　　此前23年，她的爺爺，卻從未想到告訴她這一切。現(xiàn)在，“一切都是個良好的開始，我開始去了解父輩的更多。”

　　而對于心理醫(yī)生吳莉（化名）來說，研究“文革”，是為了重新面對心中的創(chuàng)傷。

　　她的父親曾是北京的一名中學語文教師，在“文革”中因被打成“右傾分子”，自殺身亡。那年，吳莉12歲。

　　后來，吳莉成了一名內(nèi)科醫(yī)生，給病人治療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他們除了軀體上的創(chuàng)傷，還會有心理上的創(chuàng)傷，于是一邊工作一邊把臨床心理學讀下來，成了一名心理咨詢師。

　　而她始終有遺憾，不能再與父親說話，也無法治療父親心中的傷。后來，她想通了，“我其實想治療的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