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么一家餐廳，直到最近也很少有廚師涉足那里的廚房，不過，現(xiàn)在餐廳的員工們正系著圍裙烤著牛排，并熟練地把石榴剝皮取籽。是的，他們正為100多名顧客準備了一頓精心制作的四道菜晚餐。

　　這是位于多倫多今年6月份開業(yè)的一家獨特的pop-up餐廳，餐廳由14人的團隊運營，這是世界上第一家所有員工都是HIV感染者的餐館。

　　“我們真的希望能削減艾滋病在大家內心的恥辱感。”CaseyHouse的喬安妮·西蒙斯（JoanneSimons）表示，這是加拿大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獨立的艾滋病醫(yī)院，做餐館的想法源于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分享或吃艾滋病感染者準備的食物。

　　這一事件發(fā)生時，平均每天有7名加拿大人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這一比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僅略有下降。

　　1988年，當CaseyHouse開業(yè)時，它的第一個客戶端被帶到了護理人員的旁邊，醫(yī)護人員穿著防護衣。Simons說：“盡管在治療疾病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并更好地理解了疾病是如何感染的，但這個時代的恥辱仍然延續(xù)至今。我認為，還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法，即如果我與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定期的接觸，我可能會把它恥辱的標簽撕下。”

　　她指出，這種獨特的pop-up案例的出現(xiàn)，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一些轟動。但在這些評論的幫助下，我們有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可以公開發(fā)表一些關于艾滋病的話題。

　　Simons說：“有很多問題，如果有人在廚房里割傷自己，他們是HIV陽性。我們就像廚房里的任何人一樣：首先確保提供了急救，清理了這個區(qū)域，扔掉了被血液接觸的東西，清理了表面。我們會這樣做，不管你是否有艾滋病毒——這只是常識。”

　　其他人則對傳播的風險感到好奇。她說：“毫無風險，從來沒有聽說人們可以通過分享一頓飯來感染艾滋病毒。HIV病毒不會長時間地活在體外，通過烹飪病毒也會死亡。”

　　在事件發(fā)生的前幾周，這14名員工被邀請進入廚房，與多倫多廚師馬特·巴西萊(MattBasile)一起設計菜單，巴西萊訓練他們準備泰國北部的馬鈴薯韭蔥湯、北極紅點鮭寬面條。

　　瑪魯巴·哈班山(MulubaHabanyama)是一名廚師，她的父母都死于這種疾病。她想知道他們會對這家餐廳有什么想法。“我知道，如果他們還活著，看到這一切對他們來說是不真實的，”24歲的她說。“在成長過程中，我知道自己是積極的，但我也知道，這是你和家人之間的秘密。”

　　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在朋友家過夜時感到很煩躁，因為其他的孩子會發(fā)現(xiàn)她在服用藥物，而且在她透露自己的秘密時，她親身經歷了這些。“我的一位導師讓我在她和她的丈夫吃飯使用玻璃盤子和玻璃杯子的時候讓我使用紙盤子和紙杯。那時我大約七歲…它傷害我很多。”

　　在失去她的第二個親人后，她在19歲時陷入抑郁。“我和我妹妹不得不計劃(我母親的)葬禮，人們會來問發(fā)生了什么，我們會編一個故事。”她說。“所以我并沒有真正感到悲傷，因為我編造了謊言和故事，并不能告訴我的朋友和大家庭真正發(fā)生了什么。”

　　這一經歷最終促使她公開承認自己身份在2014年。“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想進入那種黑暗，”她說。“但我仍然很緊張，因為你不知道這將如何改變情緒或改變環(huán)境。你不想僅僅是一個攜帶艾滋病毒的女孩。”

　　這一觀點得到了特雷弗·斯特拉頓的回應，他周一在加尼什車站工作?，F(xiàn)年52歲的他在27年前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毒，這是他生命的一半以上。“當你感染艾滋病毒的時候，試著去找個約會對象，”他說。“我總是先告訴她我是HIV陽性，甚至在網絡交友應用。人們不想和你說話——他們會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斯特拉頓的母親是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提高人們對加拿大原住居民的意識和防治艾滋病的能力。他說：“我們的艾滋病毒發(fā)病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在薩斯喀徹溫省，近年來的感染率反映了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感染率。“這些人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原著居民，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通過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毒的。”這與創(chuàng)傷性、住宿學校系統(tǒng)以及我們在加拿大的整個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斯特拉頓說。

　　他指出已經給艾滋病患者帶來的恥辱。“然后，如果你是土生土長的，也許是非洲人，加勒比或黑人，有許多層，恥辱和歧視的交集。”

　　斯特拉頓在這個星期的餐館里欣然接受了作為廚師的機會，他說這是一個關鍵的機會來強調一個在最近幾年被忽視的問題。他說：“我們需要幫助，我們需要盟友，我們需要被確認為受影響的關鍵人群。”。“我們是隱形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試圖把我們帶到地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