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浪漫和愛情，產生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線索。人類最原始的目的和需求是傳播自己的基因，但由于原始時期兩性在撫育親代時投入的成本相差懸殊（女性要花很長時間孕育和撫養(yǎng)孩子，且一生中可生育孩子的時間遠較男性短），而且自古以來絕大多數時期男性都是占據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和產出的主體，因此就漸漸形成了女性相對矜持保守、男性相對開放濫交，女性在挑選伴侶時主要觀察的是對方撫育親代的能力（包括物資占有量和性格兩方面），而男性主要考量女性容貌、撫養(yǎng)下一代能力的基本態(tài)勢。

　　從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禁欲倡導、對女人“圣母-蕩婦”的二分方式，到性解放、女性看似已擺脫了性道德禁錮的現今，人類似乎已經進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實際上，雖然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會衍生出不同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但受原古基因記憶的影響，人的本性卻從未改變過。

　　縱觀當下中國林林總總的婚姻問題，有兩大熱點經常為人們所討論，一是女性所要求的結婚成本越來越高，二是男性越來越頻發(fā)的“小三”狀況。

　　許多人痛斥不認感情只認錢的“剛需”丈母娘，以及那些“有了錢就變壞”的男人和專搶別人老公的“狐貍精”。他們充滿感情地回憶著當年一床棉被一把糖就締結的婚姻，艷羨著相濡以沫一輩子的老夫妻，并將這兩大問題歸因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即現代人的道德方面出了問題，各大報刊雜志、廣播媒體也不遺余力地對這些人冷嘲熱諷或大肆撻伐。誠然，功利化、道德淪喪是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但若從達爾文主義出發(fā)考慮這一問題，也許我們會有一些全新的理解和思索。

　　屬于社會從屬地位的女人在考慮結婚對象時首看物質，這一點千百年來從未改變過。過去農村嫁女兒，看男方能不能出得起彩禮，家里是否有地有糧，城里人結婚，也要求男方出“三轉一響”。

　　但是，為什么過去在結婚成本方面的矛盾不像現在這般激化？

　　我覺得有兩方面原因。

　　首先，過去農村與城市涇渭分明，年輕人一般都在各自的戶籍范圍內嫁娶。因此，彩禮一般也按各自的風俗操辦，換句話說，不會超出男方經濟實力太遠。而現在農村城市化的趨勢，讓中國大多數地區(qū)的結婚前提都成了“有車有房”，這就使得剛從農村脫身走向城市的年輕人倍感壓力。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獲取房子這種家庭必備品還沒這么困難。在過去，農戶一般都有自建房，而城市里的工人、職員會有國家安排的住房。雖然條件可能很簡陋，面積比較小，但由于周圍鄰居都是這樣的條件，因此較少引起人們的攀比和不平。但現在，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輕人相比，在社會和物質資源方面本就相對匱乏，再加上現今政府不再分配福利房，而房價之高令普通收入的老百姓根本望塵莫及。以前是無論如何都還能湊合，現在是根本無望；以前大家差的不太多，可現在體制內公務員的特權福利令體制外的人難望項背，這便大大激起了人們的不平。

　　住房確實是一個家庭保持穩(wěn)定生活的重要前提，不從根本上解決居民住房問題，而是一味要求女人降低要求，不計較物質，這種違反人性的做法如何能有明顯效果？！

　　社會階層的分化與貧富差距的拉大也導致了我國一夫一妻制的動搖。純粹的一夫一妻制只會出現在沒有明顯階層分化與貧富差距的社會中。在這樣的社會里，每個男性所占有的物質資料相差無幾，很少出現一個男人養(yǎng)家能力是其他人好幾倍的情況。自然而然地，女性也很少做出放棄一個能提供給她全部物質資料的男人，而去與另一個女人分享男人，從而使自己的生活質量大大下降的決定。

　　但在現今社會中，有些男人買不起房，有些男人有自己的房，有些男人坐擁多處豪宅，身家巨萬。若將男人粗略地按此標準分成三等，而將女人們按容貌、才能等標準亦分成三等，和諧的一夫一妻制社會最理想的狀態(tài)莫過于對應等級的男女各自婚配。

　　可事實遠不可能如此美好，“人往高處走”的本性會讓女人們渴望嫁給比她們社會地位、經濟能力高的男人以改變生活，而男人傾向于擁有更多伴侶以傳播基因的本性會令他們看到其他女人時蠢蠢欲動。

　　在過去比較保守的年代，道德準則和社會輿論會掐滅一個男人內心的火焰，不甚寬裕的經濟實力也容易使他打消念頭。但在“笑貧不笑娼”的如今，道德和輿論的力量已經大大下降，手中有了錢的男人在面對渴望靠婚姻改變生活的漂亮女人時，心中的這團火很容易便成燎原之勢。

　　現在離婚也不再如以前那般飽受社會壓力，條件較好的男人離婚再娶根本不是一件難事，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丈夫在面臨孩子出生、七年之癢、中年危機等境況時更容易出軌，從而導致家庭的破裂。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序列型的一夫一妻制就是一夫多妻制。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不僅使得越來越多底層男人找不到妻子，也使得那些人到中年人老珠黃，為家庭付出良多而導致自身社會地位和價值下降的女人沒有了應得的保障。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人的本性自古以來基本未變，但社會的階級、輿論、道德環(huán)境和價值取向可以對其有巨大的影響。

　　在一個保證人民溫飽生活，貧富分化不很嚴重，注重個人素養(yǎng)和道德的社會里，人們便不至于因為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將物質作為擇偶的決定性標準。人們對于幸福生活會有多樣化的追求，也會更痛恨那些不尊重女性尊嚴與價值、破壞婚姻神圣性的男人，并用道德與法律對其進行有力的懲罰。

　　而這會引領出一股提倡精神追求及自我克制的社會風氣，并產生抑制男性與女性劣根性的作用。用康德的理論來說，便是人們行為的動機漸漸從“假言命令”轉向了“絕對命令”，即原本是為了謀求自身利益而進行的行為漸漸內化為其價值觀，到最后成了自我約束和要求。只有這樣的內心力量才能與強大的本能相抗衡。

　　而在一個為溫飽奔忙、崇尚功利、精神式微的社會里，當教育、家庭、社會大環(huán)境無一例外地被“金錢至上”的論調污染時，我們去哪里尋找戰(zhàn)勝自身劣根性的力量？

　　本性對于一個人的行為不是決定性的，但它的力量絕不容忽視。幾句空泛蒼白的精神文明建設口號不可能蕩滌人心，只注重知識填充卻無視道德和價值觀樹立的教育無法使人的內心充實且強大。

　　當女人們一心只想改變物質生活，卻無法樹立起鮮明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意識時，當男人們認定有錢有勢美女環(huán)繞才算成功時，踏實單純的幸福也就再沒有了棲身之地。

　　別再只是一味抨擊那些男女的見識貧乏、精神庸俗，對他們而言，“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我們該想想，事到如今，問題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