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的錯覺》中，認知科學家史蒂文·斯洛曼（StevenSloman）和菲利普·費爾巴赫（PhilipFernbach）對個體的理性進行了蓋棺定論。西方思想從17世紀到20世紀將個體描繪為獨立的理性主體，從而使這些神話生物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基礎。民主是建立在選民最了解的理念之上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認為，顧客總是正確的，現(xiàn)代教育試圖教導學生自己思考。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理性個體的理想受到各方的攻擊。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想家鎖挑戰(zhàn)的是沙文主義的西方幻想，頌揚自治與白人權力。行為經(jīng)濟學家和進化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大多數(shù)人做出的決定，是基于情緒反應和啟發(fā)式的捷徑，而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我們的情緒和啟發(fā)可能適用于應付石器時代非洲的熱帶大草原，卻完全不適合應付硅谷時代的都市叢林。

　　Sloman和Fernbach據(jù)此進一步提出這個假定的論點，不僅僅是理性，而且個體的思維想法也是一個神話。人類很少考慮到自己，相反，我們在群體中思考。正如原始部落撫養(yǎng)孩子一樣，也需要部落發(fā)明工具，解決沖突或治愈疾病。沒有人知道建造一座大教堂、原子彈或飛機所需要的一切。那些賦予智人超過所有其他動物的優(yōu)勢，并把我們變成了地球的主人的，不是我們的個人理性，而是我們在大團體中無與倫比的共同思考的能力。

　　《知識的錯覺》

　　正如Sloman和Fernbach在這本書的最有趣和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中展示的那樣，人類個體對世界的了解如此自少，以至于令人難堪，而且，隨著歷史的進展，他們知道的越來越少。在石器時代的狩獵者知道如何制作自己的衣服，如何用燧石取火，如何獵取兔子，并至少如何從獅子身邊逃生。如今，我們以為我們所知更甚，但是作為個人，實際上我們知道得更少。我們所依靠的他人的專業(yè)知識，幾乎滿足了我們所有的需求。

　　在一個令人相形見絀的實驗中，人們被要求評估他們對拉鏈如何工作的理解。大多數(shù)人自信地回答說，他們很了解它，畢竟他們一直在使用拉鏈。然后要求他們解釋：拉鏈是如何工作的，并盡可能詳細地描述拉鏈在操作中的所有步驟。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對此都摸不著頭腦，這就是知識的錯覺。我們認為我們知道很多，即使各自都知道很少，因為我們把知識放在了別人的心中，就像是我們自己的一樣。

　　這并不一定是壞的。雖然，我們對群體思維的依賴已經(jīng)使我們成為世界的主人，同時，知識的錯覺能夠使我們無需陷入在不可能解自己一切的努力中去經(jīng)歷生活中的一切。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信任他人的知識對人類來說是非常好的。

　　然而，像許多在過去歲月中其他有意義的，但是在現(xiàn)代會造成麻煩的人類特質(zhì)，知識的錯覺有它的缺點。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對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有多無知。因此，一些對氣象學或生物學一無所知的人仍然對氣候變化和轉(zhuǎn)基因作物進行激烈的辯論，而另一些人則對在伊拉克或烏克蘭應該做的事情持有非常極端的看法時，卻不能夠在地圖上找到它們。很少有人欣賞他們的無知，因為他們把自己鎖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自我確認內(nèi)容的回音室里，在那里，他們的信仰不斷的自我加持并且很少去挑戰(zhàn)。

　　據(jù)Sloman（布朗大學的教授和認知期刊的主編）和Fernbach（在科羅拉多大學的利茲商學院教授）認為，為人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是不可能改善的事項。科學家們希望通過更好的科學教育消除反科學的偏見，專家們希望通過向公眾提供準確的事實和專家報告——諸如對奧巴馬或全球變暖的問題上——影響公眾的輿論，這種希望是建立在對人類如何思考的誤解之上的。我們大部分的觀點是由公共的集體思考（groupthink也譯作團體迷思）而不是個人理性塑造的，我們堅持這些觀點，只是因為我們忠于團體。用事實轟炸人，揭露個人的無知，很可能適得其反。大多數(shù)人不喜歡過多的事實，他們當然也不喜歡被認為是愚蠢的。如果你認為你可以通過向唐納德·特朗提供相關的事實來說服他對全球變暖的真相的觀點——還是再想想吧。

　　事實上，科學家相信事實可以改變輿論，這本身可能是科學團體迷思的受害者?？茖W界相信事實是有效性的，因此，那些忠于社區(qū)的人繼續(xù)相信，盡管有相反的經(jīng)驗證據(jù)，他們?nèi)匀豢梢酝ㄟ^調(diào)配正確的事實來贏得公眾的辯論。同樣，個人理性的傳統(tǒng)信仰本身就可能是團體迷思的產(chǎn)物，而不是實證證據(jù)。

　　在MontyPython的《布萊恩的一生》的高潮時刻中，一大堆不切實際的追隨者誤認為布萊恩就是彌賽亞。布瑞恩在一個角落里告訴門徒：“你們不需要跟著我，你們不需要跟隨任何人！你必須自己思考！你們都是個人！”?？駸岬娜巳糊R聲說：“是的！我們都是個人！”MontyPython所模仿的是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但是對于其他時代的理性個人主義也是如此。

　　在未來的幾十年里，世界可能會變得比今天復雜得多。因此，個體將會對科技的小玩意、經(jīng)濟潮流和塑造世界的政治動力知之更少。那么，我們又怎么才能把選民和客戶的權威歸功于無知和容易受到操縱呢？如果Sloman和Fernbach是正確的，向未來的選民和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事實將難以解決問題。那還有什么辦法呢？Sloman和Fernbach都沒有解決方案。他們提出了一些補救措施，例如向人們提供一簡單的經(jīng)驗法則（“把15%的錢存起來”），對人們進行及時的基本教育（教他們在下崗時如何處理突如其來的失業(yè)）并鼓勵人們更現(xiàn)實的面對自己的無知。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就他們自己的建議而言，Sloman和Fernbach很清楚地意識到了他們自己的理解局限，他們知道他們不知道答案。十有八九，沒有人知道。